地下室人是作家给地下室人起的名字。呼应一本作家未读过的名著。而作家是地下室人对作家的称呼。

地下室人长期住在一个旧小区的地下室里。长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地下室人仍频繁地上地面活动，这部分活动包括工作、堂食、（和至多三位女性的）约会、（体重出现剧烈浮动时的）夜跑。第二阶段，地下室人已几乎不出地下室。他的房间透过四分之一的窗户（另四分之三在地下）进行效率有限的空气循环。从地面上看，这扇窗户近乎一个信箱的投递口，或一个工整的老鼠洞。一位小区居民停电瓶车时，会有意无意地将灰尘掸进地下室中，落在地下室人的床，以及床边的外卖餐盒、各种塑料包装袋上。这一阶段的地下室人从不抱怨。他躲在日光难以照射的地方（幸运的是，因为窗小的缘故，这块区域占据地下室较大的比例）。玩手游。可以看到，这一阶段的地下室人已不再从事地面上的工种，而是转于在一款长盛不衰、已形成稳定虚拟-现实交易模式的手游中堆砌大量的时间，帮助氪金客户获得各种宝物，以获得真实世界中的微薄收益。然而因为手游厂商的策略改变，进一步挤压了免费玩家的空间，使得地下室人的单位时间价值剧降。地下室人通过（在一个较小基数上的）锐减的存款感受到了这个不祥的趋势。他的解决方案是各种打车、外卖、网购甚至搜索平台上的、有名人担保的网络小额贷款。因而，在不久之后，他就需要向几位从未意识到他已人间蒸发的熟人借钱来偿还贷款。之后是向这座大城市中不那么熟的同乡人借款。其中的一位同乡人，随口向自己的另一位朋友抱怨了地下室人的可笑行径，而这另一位朋友有心记了下来，因为对社会边缘人的关注是他众多待启动的写作计划之一。这便是作家走进地下室人生活的契机。

作家与地下室人在地下室见面。为了作家的光临，地下室人久违地整理了房间，开动小电扇促进空气流通，并上到地面倒了垃圾。地面给他带来巨大的不适，他在距离垃圾桶几米的时候就匆忙投掷了他手中所有的垃圾袋，那些外卖盒、一次性筷子、从未清洗过的内裤、沾满精液的纸巾在半空中就洒了出来，而他背过身去，以比彼时夜跑更快更坚决的速度奔回地下室，并惊魂未定地大口喘气。

地下室人在旧小区的门洞里向作家招手。他站在地下层与地面层的楼梯中部，因此作家只看到一个头颅，以及一只略超过头颅、似乎在摇晃的手掌。作家跟在地下室人的后面，地下室人驼着背走在前面，不断回头确认作家是否跟丢了。作家一路经过其它地下室人的居所，有一半的门都开着。其中许多地下室住了不只一个地下室人。缺乏声音是这些地下室的共同特征。地下室人住在地下层的尽头。地下室人推门而入，门上没有锁。

地下室人递给作家一瓶珍藏已久的可乐，作家婉拒了。地下室人招呼作家坐在他床上最干净的那一部分（因为角度问题，动机可疑的小区居民永远无法把灰尘掸到那个位置），并密切地关注作家的面部变化。他所担忧的作家捂鼻、皱眉等情况都没有出现。但他怀疑没有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作家刻意阻止了这些行为发生，以避免给他带来一种印象，认为作家觉得他低人一等，或是他不正常。地下室人想，这恰恰证明自己是一个低人一等、不正常并拥有不相称的自尊心的人，否则他人没有必要照顾他的感受。毕竟，一个作家为何要去关心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因此，在作家开口前，地下室人已有一股决心，要将自己的生活全盘托出，因为面对一个充满善意的人，伪装自己正常是可耻的。

作家问，他是否介意被称作地下室人。作家认为，名字总带来误解和隐私问题，而名称则不会，因为名称预设了虚构性，以及指代的不可靠。地下室人说，不介意。他又反问，是否介意称呼你为作家。作家笑了，摇头。

不经由作家过多的问题，地下室人就开始陈述自己的生活。地下室人将大量的篇幅放在对他曾约会过的三位女性的外貌与性格描述上（其中有一位明确地表达了地下室人误解了他们会面的性质，即她，完全，不把这次会面当作一场约会），她们在他的描述中，都不可思议的耀眼、健谈和聪慧善良。而说到他自己曾在地面上从事的活动时，地下室人则闪烁其词，用诸如“工作”、“下馆子”这样的词汇一笔带过。作家要求他使用更不抽象的词语，比如，做了什么工作，去哪家馆子、吃哪种菜系最多。地下室人陷入沉默。陷入沉默并非因为他有意回避说出真相，而是在他习惯性的健忘下这些问题很难被回答。他只能说出某种印象。比如他曾做一份需要大量说话的工作，似乎常常站在人流很大的地方。销售，也许？而对于更近的，完全转入地下的生活，他能说的更少。乃至说出了那个使他深陷困境的手游名称后，他完全失语了。

作家听取了地下室人的自述。在地下室人失语后，作家尝试给地下室人做出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既是向地下室人确认自己理解的是否正确，也是为地下室人进一步的描述引出一些线索。作家援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纸上给地下室人画了一座金字塔。最底下是生理需求，再是安全的需求，再是爱与归属的需求，尊严的需求，最顶端是自我实现的需求。人有这五种逐级递进的需求，你同意吗？地下室人只花了很少时间在理解金字塔上，而更多盯着作家的面部表情。我同意。他大胆地论断，像拍下一个赌注。好的，那根据你刚刚向我描述的两个阶段，你最高曾处在这里（他指向爱与归属），而现在，说得不太好听，只处在这里（他指向生理需求）。地下室人端详了一下那个图表，说，嗯，你肯定比我专业。

作家分析说，如果我们粗浅地将你的经历分为地上和地下时期，那么在你的两个阶段中间，是否经历了某个决定性的突发事件，或是一个表面上不那么起眼、但是勾起了你童年，甚至婴儿时期的抑郁情绪的事件？地下室人说，婴儿也会抑郁吗？作家说，从你的嘴巴离开母亲的乳头时就会，你意识到外部世界不再是你任意操纵的幻肢了。地下室人说，其实我对父母的印象都不深，我不确定奶是不是妈妈喂的。作家说，这不重要。地下室人忽然反应过来，问，那你是不是在说，我有可能是因为抑郁，才把日子越过越差的？作家说，让我们暂且保留这种可能性，但是我倾向于谨慎使用抑郁这个词语，因为时至今日，抑郁被赋予的意义、范畴太过宽泛，乃至它能形容任何状态，却难以精准描述任何状态。作家进一步解释说，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过度在意词语的使用，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回忆你自身的具体经历上面。我的职责和医生相反，医生通过一整个病种对应的治疗方法库来解决你个人的问题，而我希望从你个人的问题出发，揭示一整个群体的困境，这个群体也许从未被命名，也许一个定性的命名反而稀释了它所面临的困境的复杂性。重要的是，这个群体通过你，你一个人的问题，而被揭示了，就像生物学家发现一个蘑菇，数学家发现一个素数。所以我称你为地下室人，而地下室人不仅是你。

在地下室人进行沉思的时间里，作家又改变策略，提出一个新的问题：现在我们暂且不提地上和地下时期，而假设它是连贯的、有一个共通线索的，好吧？现在，如果你回忆你所经历的全部生活，你是否能找到一个母题，关乎、概括你所有认为重要的事情？作家补充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母题，他生命的每个时刻好像都在和这个母题做遥相呼应，比如自由，比如爱。而拥有这些母题的人，往往是缺乏这些母题所要求的个性，比如一个软弱的人渴望自由，一个冷漠的人渴望爱。作家接着说，当然，母题也并非需要是抽象的词汇，它也可以是钱，面包，性。在地下室人继续消化、沉思这个新问题的时候，作家暗示说，比如，平等？作家的敏锐使地下室人惊出一身冷汗，但地下室人诚实地告诉他，平等很重要，但还不是，不是母题。

作家像初入房间时那样笑了，随后安静地等待地下室人的回答。地下室人早就有了答案，但花了不少时间才说出来。说一个抽象的词让他不好意思，况且是作家让他避免用抽象的词语去概括自己的生活。最终，并非是自己的胆量到位，而是对作家等待已久的歉疚使他开口了。他说，话。作家问，画？是审美意义上的画，比如油画那样的吗？地下室人说，不是，是说话的话。我的母题是话。

作家仍是不动声色，他以适当的节奏点了点头。他随即问，为什么？他问这个问题，并非他不知道答案，而是他所受的训练需要对象，而非是他自己，亲口作出诠释。否则未来的叙事将是不公的、单声道的。但地下室人说，就不说了。作家问，为什么不说了？地下室人说，不想说了。他们随后沉默地坐在床上。作家以鼓励的眼神看着地下室人，而地下室人因惭愧避开他的目光。最后，作家掏出两百元钱，递给地下室人。他说，请继续说。地下室人退回两百元钱，说，不好意思，真的不说了。面对地下室人若即若离的眼神，作家把两百元钱坚定地塞在地下室人的手中，说，那就不说，但请你收下，你需要。地下室人低声说，不用，不用。但作家的态度坚决，因此两百元留在了地下室人的掌心中。

作家告别，并离开了地下室。地下室人从四分之一的窗户中目送他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