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街
人民街是大理古城的一条街。它原本叫人民路，我不喜欢。我叫它人民街。
人民街夹在苍山和洱海之间，像一条石灰色的脐带。从洱海门的那头走进来，可以看到远处的苍山笼罩着满街鳞次栉比的瓦屋，像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人被束起的乳房，而煎饼果子铺的红旗则是她们刻意露出的蕾丝花边。我想起初一时男孩们趴在窗口讨论远方若隐若现的山坡，我们叫它奶子山，因为它有两个山峰。那时我们还住集体宿舍，有着像雾里山坡一样神秘的情欲，夜谈被踹门时会大义凛然地出门罚站。白天在课上，我想起奶子山的名字，总会笑出声。
人民街和当代中国的所有古街一样，除了石板路和拥挤的老房子，并没有古代的影子。像是好莱坞扮演猩猩的群众演员，他在休场时用毛茸茸的手掏出苹果手机。人民街遍地是酒吧，餐厅和客栈，一路的喧闹混杂着游客的叽叽喳喳，无济于事的叫卖声，以及忧伤失意的二流歌手唱的流行民谣。我去过许多这样的地方，照理来说应不足为奇，可有一天我从山上骑行而下时，满街灯火和无关的熙攘竟让我感觉奇妙的温暖。突然之间我既惊喜又手足无措。是庸俗与我的本性产生了共振，还是更有趣的东西在冥冥之中引我前去？我于是想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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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个月前我来到云南大理，那时正值国庆假期的尾巴。拖家带口的大人收拾行李，准备回归日复一日的辛勤耕作，而戴着旅行社帽子的老人们则倾巢出动。那天晚上送我到人民街的是一位白族大爷，老赵，三个女儿都结婚生子了，阖家欢乐。他一路上指给我看他的两家酒店，三家餐馆，以及自己正开着的SUV。他说他和其他白族人不一样，是最拼的一个。从十八岁开始，和他老婆（罕见的自由恋爱）一起，开大货车，加工鱼干，已经拼了三十七年了。开过原来的军区大院时，他还回忆起1976年的一天，他说那天毛主席去世，所有人都哭了。没有毛主席，哪有我们现在的生活啊。
毛主席大概不会想到，在他去世了许多年后，他的照片被印上T恤，语录被绣上钱包，对于新出生的一代，他像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浮夸青年纪念切格瓦拉一样被记住。他的替身演员们奔波于横店各个抗日剧的战场，在每个化妆室里贴上下巴上的痣，而小红书则悄悄退出流行舞台，融化成了心里的守则。我到了人民街的时候已经是深夜，苍山关灯睡觉，酒吧里的歌手都唱累了。在左拐右拐的巷子里我终于找到小米院子，我就要在这里度过在大理剩下的时光。
小米院子是家民宿，我在这里做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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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院子是小米和贺姐开的。小米这样形容和丈夫锅巴的关系，“相恋十一载，一个北大一个浙大，北漂生活十余年，两年前定居大理，一个院子一门手艺一套客房，开启大理新生活。”甜蜜得让安徒生都像班门弄斧。朋友圈里的她常发长篇大论的感悟和积极向上的句子，让人觉得只要努力幸福便唾手可得。我做不到像她一样。快乐于我仿佛是不应得的，要还的。我常掩耳盗铃它并不存在，好像因此就可以误导宇宙里的神秘力量，让它不至于夺走我仅剩的那些。小米是温柔，没脾气的女人，习惯于满足客人的一切无理要求（然后由我执行），并对如今的生活状态十分满足。而贺姐则不同，她有着单身女青年典型的不安和焦虑，虽然外表自由自在，但困惑如影随形。不同于小米喜欢夸奖“好棒啊”，“好聪明”，贺姐的评价一向是“还挺好的”，“还不错”。虽然小米和贺姐都是善良的人，坚持宽容着我的懒散，但贺姐对我前来写点东西的身份还是保持着极大的警惕。我只好如实记录她的自我描述：1998年出生，今年45岁了，和时间最长的一个男朋友谈了30年。
小米院子不大。一个院子，两间客房。藤蔓从阳台上垂下来，像是从水下看到的岸边孩子们的脚趾头。书房里摆着从村上春树到桑塔格的各色书籍，以及小米锅巴旅行时淘回来的奇珍异宝。这里是城市人梦想里的地方，一个边陲小镇的热闹大街，一条热闹大街旁的僻静胡同。小米和贺姐对院子有许多设想，不过都不急着实施。她们自己也没有明确的理由，为什么要盖这样一个院子。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她们说。城里的生活太千篇一律了。那是一种不需要想象力的生活：朝九晚五，每天两小时的交通，以及头顶上像十天没洗的国产尿布一般的天空。目睹地铁上的孩子撒尿以及酒吧里彻夜未眠的偶遇，这值得念念不忘一整个星期。于是人们来到大理，一些人留了下来，更多人过了一个国庆假期。
在院子里我是小二，负责拖地浇花买菜烧菜洗碗洗晾床单，以及捡起客房里女人们无处不在的头发。这些工作更多是个人性的，没有互动，有一丁点成就反馈，做多了就会对乏味习以为常。在一个暖意十足的下午，当我从屋顶收完床单下来，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家庭主妇，或是说，有了她们的通感。我觉得两个星期像是眨眼而过，充实，但细节都消失了。我能记起碰碎花瓶的瞬间，油从锅里溅出来的声音，但剩下的时光都被卷起来，塞进一个紫色的小瓶里，然后“砰”地一下，它没了，一切都干干净净，只剩下魔术师的黑布和他诡异的笑。我想起我的姑姑，她不识字，但勤劳能干。小时候她接我放学，四点到校门口，五点做饭，七点洗碗。我坐在她的自行车后座上，每天放学我们都驶过一个高坡，姑姑在前面自言自语：拖啊，拖啊。我在后面咯咯地笑，时不时还蹬脚蹭一下地面。我也学着她说：拖啊，拖啊。
拖啊，拖啊。日子就这样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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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莞的工厂里，最后一个夜晚，我想要做一个店小二。那时工厂里机器仍未停止轰鸣，月亮是圆的。成为一个店小二。做咖啡而非电容，洗碟子而非机器，叫主人而非老板。
但为什么是在大理？这也是一个巧合。一个大学师兄在大理，说这里是the only hipster city in China。师兄在单枪匹马做一项改变数据通讯方式的创业，而桌上却摆满了费曼物理学讲义和德勒兹的后现代哲学书，这让我更相信他——师兄大概自己就是一个hipster。后来他还带我去布满蓝藻的洱海里游泳，我差点淹死在岸边，而他却快游到对岸去了。听了他的形容词，我决定来大理做一个小二。
关于hipster是什么，其实在我心中一直模糊不清，我只是觉得它很酷。它让我想起六十年代西欧的Gegenkultur，作家在电视上割开额头，用涌出的鲜血写诗。以及世纪之交的纽约酒吧，喝醉的复古青年畅谈大麻，腐烂的政治和文化符号。不过，定义和解构hipster可能恰恰是这些后现代流浪汉们所反对的。最好它一直模棱两可，门可罗雀。最好像莲花丛中不洁的淤泥，只可亵玩，不可远观。
理发师是我遇到的第一个hipster。他白天上门理发，下午和晚上搞乐队、玩音乐。我是在院子里遇到他的，那天我约他上门理发。他是个高瘦的年轻人，披着夹克，紧身裤，还有一头黑黄相间的头发。理发师进门四处环望了一番，踏了踏地板。他问，这里就是小米院子？
于理发师外形不相符的，是他柔弱的声音和温柔的手指。剪刀在我的头上跳舞，我看着头发纷纷落下——风起柳絮差可拟，未若撒盐于空气。理发师说他是82年的，今年，今年33岁了。他是大连人，二十岁出头北漂去了北京，十年后来了大理。他说他虽然个性内向，柔弱，像女孩子，在音乐上却是爱热闹，爱噪的。他是野路子，纯粹因为热爱而去学习音乐。去年他们乐队玩Post-Punk，今年转成舞曲。
舞曲？迪厅里的那种？
他一听就知道是外行，不过还是跟我耐心解释，他们做的是电子舞曲，和迪厅那种不一样。
为什么不去酒吧里唱？
他说他们的音乐就算在酒吧里，也太噪了。连他们每天排练，创作的时候，房东都会上去提意见，最后只得塞钱了事。他说酒吧也要营生，不可能为了音乐赶走客人，而客人都喜欢听流行歌。他说他也曾和乐队在人民街上卖唱，在演出前，他还特地化了很浓的妆，抹粉，涂口红，然而游客终究是欣赏不得的，他们觉得怪异，都绕道而行。他穷得连房租都付不起，只好重拾北京的老本行，剪头发。他说世风日下，中国的音乐越来越浮夸，越来越没有音乐性。我想起西安地道里遇到的董先生，他说音乐死了，除非来场抹平一切的战争，一切都回到原点，否则没有希望。我将信将疑地点头。理发师说得越发激动，语调和手指却温柔如初。他说那些创造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都是哗众取宠。艺人们自以为是，固步自封，连人民街上的歌手许多都堕落了，他们唱游客喜欢的歌，希望晚上能领一个漂亮姑娘上床。
一样。一样。我和理发师说。哪里都一样，无论如何都可以怪罪于时代。身价亿万的火箭少年。历史系第一名的90后金融领袖。人们喜欢听虚幻的故事，靡靡的音乐。
他说，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自甘堕落，哪里都有人在执着做自己的东西。他说他在北京，有一大群志同道合的音乐朋友，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就算出了名也低调得很。更多没出名的，他们靠剪头发，卖画营生，默默活在各行各业，但每个夜晚都因为音乐走到一起，不管是在酒吧，破屋子，还是在地下室。他说到大理以后，这样的人少多了，人们都太年轻，音乐上还不成熟，就被诱惑夺走了心。
你不会被诱惑吗？
他说也有。他说人怎么会不被诱惑呢，但他会告诉自己，这样下去不行。他说他来大理，是因为音乐上已经有了一个独立的人格，知道自己不会走偏了。他现在觉得自己很快乐，每天都在做热爱的事情。
理发师让我想起茨威格笔下的蒙田，他们筑起心灵的高墙，只求身在其中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出不出名是细枝末节的事，世界混乱或是平静，高尚或是庸俗都不能侵扰他们。一群在黑夜里的篝火旁跳舞的野人，他们只把酒分享给自己的朋友。理发师离开的时候很干净，把剪刀和电线有条不紊地放进包里，提起，轻声告别。他让我想起小学时的邻桌女孩，不喜欢说话，但把桌肚收拾得一尘不染。我记得她打开铅笔盒的时候，铅笔是排好的，橡皮顶在最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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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阿德书店是我最常去的地方。
书店在人民街的中段，有块不起眼的蓝色牌子。我午休时去一个小时，下班后再去，呆到书店关门。书店里是清一色的文学书，有一整个布克奖的专柜，一排奈保尔，一排班维尔，剩下的也有像Hilary Mantel这样的好作家。生平第一次，我开始在有限时间里自愿加紧读书。
书店买书的人不多，大部分都是买小王子的玩偶和明信片。有个胖女孩进进出出好多次，最后还是忍不住掏出五十块钱买了小狐狸。她抿着嘴唇，纠结得像背着一袋情书，而小狐狸却一脸天真，不食烟火。还有一对西安来的男女，女人很漂亮，让我想起戴望舒的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她说聂鲁达是她最爱的诗人，可她的诗总和别人的一起出版，在这里她终于找到了单独的诗集。她说话的声音很急，像是要把心里的所有存货都掏出来。她和丈夫买了情侣布衣，大概是云南特产。包也是布的，她说买了七百元。男人在后面假装看书，他抬头说，你们这里有xx书吗？423页，有我的名字。423页，我的名字被提到三次。他竖起三根手指。
大多数时候书店是安静的，放着安静的音乐。墙上一二年的海报已经翻开了一个角，像是一宿没吹的头发，在第二天醒来时竖了起来。它让你感受时间。那些因为潮湿而竖起的头发，和那些因为衰老而花白的。你知道总有一天海报会变黄，四只角都翻开来，最后脱落。墙漆也碎落在地上。房屋倒塌了。整条街都荒无人迹，只剩下苍山的风。而现在，对门的男人在叫卖墨镜，他喊着，墨镜十元一个，中间那盒都十块。人民街热闹非凡。
我在书店里遇到诗人。
诗人对每个进来的人说，你好，晚上好。第一天晚上，我站着看书看了一小时，读的是奈保尔的随笔集《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书本身是动人的，虽然并不十足出色。直到书店下班时我还没读完，于是狠了心就把它买了下来。诗人对我说，想看书，就过来看，我们这里不一定要买的。我一直觉得好多人买书，却没有人看书，是件很可惜的事。从此以后，每天我都搬着一张小板凳，坐到他旁边看书。诗人并不比我大几岁，却像个长辈，天堂电影院里的放映师Alfredo，在贫穷的年代偷赠我醇酒。
后来诗人告诉我，他是书店主人阿德的朋友，帮他在这里看店的。他每年有半年时间在大理，剩下来半年时间拿攒下的钱云游四方。
写东西？
对，写诗。
诗人只拿牛皮纸写诗，连做成册子也只用牛皮纸。有天夜里我去路上喝酸奶，经过书店，看到他在写诗，摆摊。我说，原来书店关门你也会在这里。他说，对，每天有五首诗的时间。
卖诗？
分享。他说。
诗人说，他二十四岁开始写诗，而之前都在上大学。他说光是考大学，他就考了三次。第一次考完录了没有去，觉得不好。第二次没考好，直接把志愿表撕掉了。第三次才考上。他学的汉语言文学，但和现在在写的没有一点关系。诗人说，他是最差的学生，整天只想着打篮球。大学毕业，他才开始写东西。
为什么？
孤独。
诗人说，其实他也走了很多歪路。一开始，为大众品味写，文风华丽浮夸，却自鸣得意。那时候，一个台湾姑娘告诉他，写这样的东西，再多，也只是像流星一样，稍纵即逝，长久不了的。只有写有灵魂的文字，才能沉淀下来。他说那时他的心里，有什么东西突然就跳出来了。如今，他早就丢失了台湾姑娘的联系方式，但她的音容仍历历在目，因为她，从此诗人的人生都不一样了。
10年的时候，诗人去了杭州，坐了30小时的绿皮火车，身上只有11块钱。他说，穷得连水也不敢买。初到杭州他是自卑的，去咖啡馆应聘，一开始就问，包吃吗？可以。包住吗？可以。人家问他的理想薪资，诗人说，你们看着给吧。那时候待遇不好，950元一个月。但是他说，他在那里学会了服务生心态，对人温和，谦卑，直到现在也十分受用。
三年前他来到了大理。他说本来只想呆三天的，可来到人民街，他看到有人摆摊，摆自己画的明信片和T恤衫，就像随便画的一样。他们说自己每天只花十块钱过活，然而那潇洒的眼神，诗人说，却像过着千万富翁的生活。他说他们是很好玩的一群人，有时候聊得开心了，他们会把东西免费送给客人。但有时候挑剔的客人要砍价，他们就摆架子。15块？30块。15块！40块。他说，他没见过这样叫卖的，价钱随着兴致越说越高了。那时他就决定要加入他们。
诗人说，他们帮助他，他挑他们拍的有意境的风景照，在反面写他自己的诗，写完也去摆摊。游客过来，他说，你先读诗。然后，你觉得值几块钱，就给几块钱。
有人给两块，有人给五块，有人给十块。有人给五十块。有人给一百块。
诗人问他，为什么你觉得它值一百块？
我希望我明年来的时候，你还在这里。
他便收下了。
客人再没有来，但他们一直保持了联系，成了好朋友。
诗人说，再后来，他办了自己的基金。每天放一点。有人每天给他打两块；有人感动，微信一下子转给他一千块。诗人说，我不要你捐助，要你加入。他说他不喜欢慈善这个词。自己所做的，就是帮助一些人。他说做着做着，他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大爱无疆，而以前对此一直都懵懵懂懂。他说原来只有相信了一件事情，才会有更宽阔的感觉，就像夜空中的一颗星，你知道此刻有许多人都在看它。
是吗，相信之后才会有宽阔的感觉？诗人的信仰是一种非宗教性的，纯粹现世，人手相传的信仰，可仍无法说服我。我说，我没有相信的能力。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起小时候，走路跳格子，时刻不踩到人行砖的边，仿佛这样的细心是无人知晓的神秘祈祷，菩萨会保佑我身边人平安健康。我想起笛卡尔的循环，康德的仰望，黑塞的大河，他们催促我：跳吧，信仰只需纵身一跃。要是那么简单就好了。像是个悬崖勒马的人，我想象自己的粉身碎骨，还是走回风尘里去。
我对诗人说，你的故事是温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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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蒙时期文学课上，拉芙教授说，小说无非两个视角，都从荷马衍生而来。一种是“旅途上的行者”（奥德赛），一种是“陌生人来镇上了”（伊利亚特）。若说去东莞是旅途的视角，在人民街则是坐看人们熙来攘去。到人民街的第一天晚上，我在路边吃了手抓饼。卖手抓饼的小伙是山东泰安人，他说他这辈子就是去各种各样的地方玩。他很小就出来了，之前在拉萨呆了三年，卖烧烤，赚了钱就去和朋友花掉。现在他来到大理，喜欢这个地方，打算安顿下来。那天晚上我让他放了两个蛋，还说以后会去请他喝啤酒。三天以后，店铺没人了，手抓饼推车上写了转让两个字。再过了一些日子，那里变成了一家鲜花饼的店铺。有一天，我听到喊声。一个戴墨镜的卷发女人正站在店门口破口大骂，她披着白色丝巾披巾，像是游客。她叫着：“我一辈子没被这样侮辱过！”，“两个小孩，你在外面是过着什么偷鸡摸狗的生活！”她面对的男人并没有看他，而是面朝大街，用手托着下巴。周围的人们都窸窸窣窣，欲观而不言。中心的两位就这样对峙着，男人静若处子，女人动如脱兔。仿佛是两个神情浮夸的演员，时刻提醒观众身在戏中。再过了两天，我又路过时，男人和女人都消失了，换成一位女孩看店。她扎着马尾辫，皮肤黝黑，大概是本地人。鲜花饼的招牌还在，红底白字，香气扑鼻，仿佛之前都阳光灿烂，玫瑰在爱情里争先恐后地盛开。
他们都离开了，然而我只看得到人民街的尽头。有时我想起他们，画面是一帧一帧的，在图像里只有我能自由走动。有一天我回想起来的时候，他们也许会像在发了狂的放映机里一样一闪而过。这让我想起在洱海边潜入水下的瞬间，成群的绿色蓝藻像气泡一样迫不及待地往上冲。什么都看不清。像巫婆锥形瓶里的热滚浓汤。像刚拧开盖子的可乐。像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