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琳
艾
波琳，波琳。我无时无刻不在念你的名字。此刻我给你写信，千禧年的钟声就要响起。穿棉袄的人们举着五颜六色的气球聚在影剧院门口的广场，庆祝一些什么。我听说两千年到来的那刻，一种可怕的电脑病毒将席卷全球，股票市场数字乱飞，公务系统瘫痪，飞机从天上落下来。我的身边将着火，而我仍要呢喃说出你的名字：波琳，波琳。巴黎的你能听到吗？两个世纪前，传教士要坐一个月的轮船，穿越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那些充满暗礁的岛屿，穿越在港口兜售香料、鸦片和咒语的坡脚贩子，才能到达中国。我盼望这封信历经同样的郑重与考验。我盼望你展开时是写满波琳的信纸。
波琳，我已经离开南方，来到一座中部的城。这里道路宽敞，沙尘替代雨的腥味，拖拉机和轿车上的司机都热衷午睡。南方的贪欲还没完全吞没这里不过也快了。前些日子，一群矮小肥胖的人过来考察楼盘，所有人都把手别在身后。我还听说我现在居住的整个街区都将在五年内被夷为平地，因为它横亘在一条潜在的重要公路上。我舍不得窗前的这一排杨树。我们中国人用“萧瑟”形容它，大意是说，它的存在就是废墟的象征，它枯萎但活着。我想起你描绘的家乡的梧桐。我从没有去过巴黎，但你给我看过一些照片。它叶片的颜色像你的头发一样高贵虚幻。
我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刻，波琳。我把你的发丝缠在笔上，像掠夺了一张金丝雀的皮。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那时你多害羞，你把蓝色眼睛藏在睫毛下面，你小心翼翼说每句话唯恐冒犯。“艾先生，是吗？我去剧院看过你导的戏。”所有人都说你的中文好，簇拥在你的身边，问你中国和你少女时期初次前来是否有了大不同。如今勤劳与聪慧的人都开上了轿车，法国的新鲜面包在百货里不再遥不可及，非洲的象牙，日本湾的鱼翅，你对此有何看法。你耐心、轻声回答完每个人的问题，来到我身边。“波琳。”你伸手向我问好。
卧室里电风扇驱散潮气。我在你的肋骨、大腿和耻毛处写字。你闭上眼猜。“巴…巴黎。”没错。“女人。”没错。“热烈的…爱。”没错。你的感觉那样敏锐，仿佛毛孔里长出眼睛。而后你教我法文名字。波琳、波伏娃、马修斯、托马斯。“托马。”你纠正我。你告诉我，你有个叫托马的叔叔。你说，二十年前他是乌尔姆路的三十五个毛主义者之一，他多么热情非凡地称赞六十年代末的东方革命，愿意为它而死。“他现在在哪儿？”我问。“死了。”你说。
你说你要永远爱我，却在两年前不辞而别。我明白，是我的错，我应早就向你坦白——我有妻子，还有一个七岁的儿子。我们也曾有过一段幸福的日子。她是城里钢厂车间主任的女儿，我是刚毕业的乡下穷小子。夏天，她穿花衬衣，马尾辫，背一个黑色单肩包，站在公园凉亭里看书。八十年代啊，什么都是美好的。然后我们结婚，进入九十年代，幸福忽然成为唯一被允许的品质。要么就拥抱崭新的个人生活，要么就沉溺在失败的永久阴影。于此同时，她开始犯疯病。波琳，她害的是时代病。她去百货里买下一整个罐头食品的货架，堆在客厅里，而她躲在餐桌下面，捂着耳朵念叨：“战争要来了……”夜晚，她呼吸急促地握着我的手，让我说，我永不离开。我告诉她，我永不离开。她又让我说，我至死不渝。我告诉她，我至死不渝。她尖声笑起来，又哭了。
波琳，如今我已经永远离开那里。临走前，我妻子的母亲发现了我。她袒露身体，在黑夜中咒骂我，说我才是疯了，说我无耻。她说的都对。在挣脱她时，我甚至没有想好去哪里。波琳，我的每一步都是踩空的。在所有这些年——除了和你的那几个月——我都踩在下坠的虚无的泥里。因此，波琳，请让我攒住那仅有的真实的爱，请让我一遍、一遍地念你的名字，否则我将永远迁徙。波琳，波琳。
翁氏
小艾，冬天到了，又没有得到你的消息。这是第五个你消失的冬天。我托人打听到你的住址，你别记恨。你怎么去了那边？我从没有去过这么北的陆地。你那边下雪吗？冬天很冷吧。我听说，新的冰河世纪要来了，海洋将淹没我们。你要记得给自己加一点衣服。
我写这封信，为告诉你一个消息。十天前，翁达走了。没什么好说的，走得很痛苦，很快身体就凉透了。医院里没什么人能帮我们，都去忙别的了。你大概不知道，今年冬天有一个没法治的肺炎在中国爆发了，传染很快，得了病就没法呼吸。你不知道，因为你和那个法国婊子生活得很好吧。之前我就听说她是卖淫的？我还说卖淫为什么卖到中国来了。翁达命好，没有遭这坏病折磨。我们和你儿子没那么好运，没人能保护我们，我们在这座城里等死。
翁达走之前五天，抓住我的手说，妈妈，妈妈，我受不了了。她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妈妈也不知道，你不要等他了。她说，我恨他，他毁了我，我恨他。那时她的眼睛常年哭，已经哭出一道发白的肿块，事情也都记不住了。艾良才十岁啊，已经懂拿湿毛巾擦他妈妈的眼睛，拿右手拍她肩膀。我还记得十八年前一个下午，翁达回家，偷偷告诉我说妈妈我遇到一个男人。那天她多漂亮啊，穿一条米灰色裙子，青色毛衣，梳一头干净短发。你还记不记得，她经常小皮包一背，拿一本书就去公园凉亭。我们常说的，达达就是美好的化身。现在这美好碎了，没什么值得活的了。
小艾。我们对你不好吗？我们对你不好会把最宝贝的女儿嫁给一个乡下穷光蛋？我们以前有多爱你现在就有多恨你！最后一个晚上你跟我说什么话你还记不记得。你说丈母娘，翁达疯了，日子没有办法过下去了。我想问你，翁达为什么情绪不好？你结婚以后有爱过她吗？你是爱她还是只想占有她？你总说时代坏了，人把什么都明码标价，你自己又不是拿人都当猎物？小艾，你问问自己的良心，你是爱她的人还是爱她作为一个城里人，你是爱那个法国女人还是爱她作为一个法国人，你自己心里有数。
小艾，我清楚的，我也只是你的一个猎物。你结婚以后走到我的卧室里来，摸我的头发，我就猜到以后是什么样的苦景。我现在晓得，我是生来有罪的人，我要被这罪诱惑，满足，折磨。这罪要夺走我最亲爱的东西。小艾，我们之前不好吗。我不求你任何东西，每天就期盼你敲我的门，哪怕只是来问个好。我要的多吗？最后一个晚上，你居然可以就那样面不改色地穿上衣服离开。我发现时候连衣服也来不及扣上，到门口哀求你。我跪下来求你不要走。我说翁达会崩溃的，艾良才五岁。你嘴里在念对不起，对不起，手却是用力甩开。
前两天，厂里的总经理来家里找达达爸爸。他年纪跟你差不多大的。他先说，他自己也有个女儿，听到我们家的消息很悲痛。达达爸爸立马开始抹眼泪。总经理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应该是享清福的年纪了。达达爸爸说，什么意思。总经理说，厂子要合并，不需要这么多领导了，你是老员工，更需要为厂里着想。小艾，那时我忽然搞懂了，最擅长掠夺的人也最擅长自欺欺人。你们这一代人成天花言巧语，讲公平，讲正义，讲个人奋斗，都是假的。到头来你们什么都要，唯独不要那些。可上帝在看我们，小艾，索多玛将交予他裁决。
波琳
托马叔叔，最近可好？我听闻你搬去了波尔多的一座大庄园，距离上次巴黎一别，已许多年过去。我现在旅居中国，是否觉得可笑，你年轻时的梦想，要交由那个餐桌边一无所知的女孩来实现。那年我五岁，可我记忆犹新。你是多么风流，穿一件黑色皮衣，头发梳到耳朵两侧。爸爸说，你是被巴黎高师毒害的一代，全家都后悔让你接受教育。可你方一进门，就从背后给我变出一颗糖。你站在门口，向大家宣布，“中国发生了一场革命，我们都要自由了！”
托马叔叔，从那刻起我是多么热烈地爱着你，我记得你在饭桌上的每一句话。你说，“你们勿要觉得68年的风暴是巧合。截止68年，我国已有1500名毛主义者。我校则有35名。”爸爸打断你，“恐怖分子。”你笑笑，说，“对你的银行而言，我们的确是恐怖分子。”爸爸说，“你们算信仰哪门子文化革命？你们只是难以接受自己是殖民者和中产阶级。”你擦擦嘴巴，回答他说，“你怎么不去告诉诺曼底的矿工，谁是殖民者和中产阶级，如果你这么有本事？告诉布丽吉特的妈妈是谁强奸和肢解了她还被无罪释放，告诉她那个布尔乔亚没犯什么罪，只是奸杀了一个穷人家的女童。”妈妈捂住我的耳朵，而你把餐巾丢在桌上，对爸爸说，“哥哥，我今晚去诺曼底。”
我们都以为你将死在那里。那两天我们密切关注报纸。报纸上说，一群愤怒的毛主义者劫持了矿场的领班，要求还布丽吉特和被保安杀死的同志奥维尼公道。他们还放火烧了矿场的汽车。警察包围了矿场，大喇叭要求他们投降。我日夜为你祈祷，担心你的安危。祈祷奏效了。两天以后，领班被释放，无人伤亡。我们全家都松了口气。可你却很多年没再出现——再一次见到你，你已经是德意志银行的交易员。你穿着和爸爸一样昂贵的西装，开始另一场庸俗较量。餐桌上，你嘲笑欧洲的假共和，知识分子的堕落。你问我，波琳，你最近在学什么。我告诉你，我在学中文。“放弃吧。”你开玩笑似地说，“革命若不是假的，就要失败。”
托马叔叔，我在想，为什么从1848年到现在，人的转变总是那样轻而易举？前一秒还是公社队员，后一秒就盘算着垄断生意。前几年还在反越战游行，摇身一变就为里根喝彩。如今我来到中国，一切也都不同了。人们告诉我，他们要为自己工作。他们说，只有个人生活才值得追求，而新时代到了，每个人都有无限机遇。托马叔叔，人都生活在幻觉中，不是吗？只是我们的幻觉先破产了。
托马叔叔，我遇到一个中国男人，我对他说，我会永远爱他。他是一个戏剧导演，喜欢在我的胸口和掌心写汉字，并且拥有数不清的关于巴黎的疑问。他问我，圣母院的玫瑰窗是什么颜色。他问我，德彪西创作了哪首香颂。他问我，为什么巴黎女人热衷黑色丝袜。他问这些他知道答案的问题，仿佛我才是那个异乡人，而我的承认让他也拥有了巴黎。他那燃烧的、不断渴求更多的欲望让我着迷，但我不知自己是否爱他。我加重自己的语气，告诉他永远、永远要爱他，因为我不想让他觉得，我会因为他是中国人而不爱他。爸爸说对了，我们只是不愿承认自己是殖民者，对吗？
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今天或者明天就会动身。巴别塔正耸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巴黎的阴影荡漾在它们的玻璃幕墙上。我要去一个地方，那里至少在某一个时刻免于阴影的侵袭。是的，托马叔叔，我要去诺曼底。我要去诺曼底寻找你，从五岁到现在，在你早就放弃的时候，寻找你。托马叔叔，我会找到你。
艾良
爸爸，今天我把头发剃掉了，后天，我就要去南面当兵。距离上次见你，已经十年多过去。老实说，我已经记不得你的样子。我听外婆说，你去了一个很北的城市。之后，又不断搬去更北面，直到没有再更北的陆地。有时我想，你是不是一只错乱的候鸟，一辈子总要寻找更寒冷的地方。你知道吗，全世界都在变冷，赤道也是。外婆说，很快我们就将在新的冰河世纪里死掉。巨浪将把我们掀去海底，我们会变成冰块或琥珀。
妈妈走后，外婆信了基督。即使在她的宗教里，诅咒多过祈福。她诅咒你和那个法国女人——如果我没有记错，她叫波琳？波琳，波琳，美好的名字。我不像外婆那样恨她。我知道，你的离开和她无关。我猜，她早就是你生命里的幻影，她消失比活着更重要。爸爸，我清楚幻影的样子。你也是我的幻影。
爸爸，你看了上个月的奥运焰火吗。我听说，京郊发射了一千多枚火箭弹，才阻止了鸟巢下雨。人们都说，这是多么伟大的工程啊，人类的军队居然可以阻止天公下雨，人的炮火已经响过雷声。人们也说，我们从此强大了，是李宁飞上了天，把奥林匹斯山顶的火炬点燃了。可我却总想起妈妈，她躲在餐桌底下，成千上万的罐头鱼环绕着她。她说，战争要来了。从那时起，我就决定要做一个士兵。我没什么可失去的，我会冲在最前面。
2019.10.29
（写的是2000-08，写完之后，肺炎、奥运、战争都再一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