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巷

阿公去世后,我就没有再去过纸巷。他去世前几年,我也没有去过。他和阿婆曾住在那儿,许多年。从我记事起就在那儿。直到有一天,阿公在饭桌上说,他们很快就会搬走。去一个有电梯的公寓。他年纪大了,脚不好。他说他们已经把房子卖给一对外地来的夫妇,这对夫妇在这座城市待了很多年,终于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此后的搬家迅速而利落,在我不知觉中完成。我没有再来过纸巷,直到今年的春节。
它仍处在城乡结合部的那片地带。城市的蔓延略过了它。这种地带的特征,就是人总在不断流动更新,而景观却一成不变。建筑、街道、摊位,很早就斑驳、发黑,却存续很久,像佝偻老人漫长的后半生,速朽,但意外坚硬。许多年前,我就听阿公阿婆抱怨过纸巷的变迁。首先是外地人变多了。其次,居民素质变差了。而从儿时伙伴的嘴里,我还听到这条街上出现了卖淫的情况。这是阿公阿婆嘴中不可能提及的部分。他们只用一些抽象词汇形容他们的街区,仿佛这里的人和他们没什么关系似的。阿公的街道,是移动的“路透社”。他每天早晨四点下楼,一路小跑去纸巷和大路的交界口,在那里,和几位“路透社”老人汇合。然后他们一同去几公里以外的公园遛弯。“路透社“成员,每人着衬衫、旧西裤,一条皮带绑在腰间,把人勒成浅浅的B字型。他们一路快走,夸张地摇摆双肘,像一群城市的公鸡,一种晨间配音,讨论国家大事、炎黄春秋、儿女。
人一旦彻底地失去什么,就妄想要重拾它。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在大年三十我独自来到纸巷,希望重新发现些什么,或者确认一些感觉。几乎所有店铺我都不认识了。即使店面斑驳,暗示它们已经存在很久,久到我不应该没有概念,忘得这么快。街的中央是一家纤纤足疗,四扇玻璃上分别写足疗、泡脚、按摩,还有一扇留白,给予诠释空间。旁边是一家没有名字的24h成人用品店,粉色门帘上写着一个巨大的“性”,底下强调“无人售货”。巷里还有二梅冷菜,其敬副食品店,小余制冷维修服务部。大都招租,关门。巷里的某一条支路尽头,若隐若现一家梦之缘酒吧。端起一杯酒,感情在交流。墙上是两个热舞女人的黑色剪影,不像是存在合法活动的场所。
我记忆深刻的是阿公家楼下一家没有名字的油条摊位。摊主使用的油历经相当年岁,深到近乎黑色,因此炸出来的油条格外的浓烈和蓬松。有时候地沟油不用不行。摊主,在我记忆中,身边总环绕着一到两个特别年幼的小孩。即使几年过去,小孩个头大了,患上青春症,留了刘海,隐没到店铺里间,又会有新的娃娃出现在摊主身边。阿婆给我买的早餐,大部分来自于这个摊位。我记得他们的油条很长,即使折半,也无法塞进小塑料袋里,而摊主总会在豆浆里慷慨地放糖。这次回来,摊位还在,背后的店铺贴上招租标签。摊位里,锅已取走,留下极黑的灶台。

摊位在一棵巨大的香樟下。小时候我曾经在作文中编过一个矫情的故事,故事讲述我和奶奶背靠背坐在这棵香樟下面。那时我一定受了个别影视剧影响,并把掉落的樱花和爱情替换成了茂密的香樟叶和祖孙情。好了,我和奶奶背靠背坐在这棵香樟下面,我们必得有一个什么约定,才会采取背靠背这种不寻常的姿势。但我既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她的长相,于是只能描述香樟有多么郁郁葱葱。奶奶很早就去世了。我不记得她的样子,只记得她有相当长的辫子,和一副泡在井边水盆里的假牙。奶奶去世的时候,我缠着哭泣的姑姑们在火葬场买了好几袋咪咪虾条,五毛钱一袋,像弹夹一样披在肩膀上,彰显不孝的萌芽,幸亏“年纪还小”。总之,这篇作文我编得相当用力,渴望用真情感动老师。香樟是作文中唯一真实的部分,它也留下来了。
香樟的另一边,是一栋红瓦的别墅。我的同学盛盛曾经住在里面。在阶级观念还不那么清晰的时候,我趴在阿公的阳台上俯瞰、观察别墅的院子,那些进出的小轿车,紧锁的雕花铁门。而知道了盛盛家的雄厚财力后,这些俯瞰就有了偷窥的意味。盛盛是个有着阳光笑容的男孩儿,患有哮喘,在幼儿园和小学时,偶尔无法控制肠胃,会在裤子后面留下浅浅一道黄。我进过一次红瓦别墅。在红瓦别墅里,我第一次吃到披萨,软底的,涂抹着小孩喜欢的番茄酱。我还记得它悬在空中的样子,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软绵绵的,来自欧洲,勾住了我的眼睛。那天,盛盛年长的、几乎和我阿婆一个年纪的妈妈,爱面子、总在广场舞时向阿婆吹嘘盛盛多么优异的妈妈,热情地接待了我。印象中的布景里,还有笑着的、立正的保姆,穿着西式的围裙。后来我听流言蜚语,说有遭欠薪的工人朝别墅里扔屎。讲述者毫不避讳使用屎这种描述,并在揭开富人面纱时,流露隐秘的畅快。
我曾在阿公的阳台上俯瞰红瓦别墅。阿公家在三楼,这一层有一片特别大的平台,连接两个楼房,人可以在上面踢球,奔跑。有时,我就蹲在平台边上,小心地把头露出边沿,试探掉下去的可能,并俯瞰下面的电线杆,红瓦别墅,油条摊子和摊主无限的新生儿。阿公,一辈子守规矩、并践行许多业已失效的道德准则的阿公,只将自家的阳台圈定在大平台中毫无争议属于自己家的那部分。他种花,并把花盆组合成一个颇具几何精确性的边界,来提醒我们活动范围在哪里。阿公擅长种花。但具体而言,我只留下他种昙花的印象。有几年的夜晚,在喝了酒,他满脸通红的时候,他会突然说,今晚昙花要开了。然后我们就等,等到夜很深了,我睡着了,在昙花浓烈的香气里睡着。第二天,阿公会告诉我,昙花开过了。他用初代iPhone拍下了它绽放的瞬间。
我从记事起,就常常来纸巷。绝大部分时候是和爸爸妈妈来吃晚饭。走在路上的时候,我求他们拉着我,让我夹在中间,像甩秋千一样,从后面甩去前面。在空中时,我收住腿,悬空了,这证明爸爸妈妈仍牵着我,是爱我的,即使我很重,已经有些肚子了。更小一些的时候,我曾一个人从遥远的幼儿园走回阿公家,似乎就是跟随别人的皮鞋、棉裤,走过一个又一个红绿灯,直到阿公家楼下。我回头,看到妈妈和老师也到了巷口。我哭着跑向他们。为什么这么晚才找到我。我哭的时候充满后怕与怨恨,和一点骄傲,希望妈妈能和家里所有人反复强调我的壮举。那时我还有充沛的泪水。直到小学,突然就没有了眼泪,后来亲人接连过世,也没有流什么泪下来。提及这个奇怪的事情后,总有女孩想考验我,在说一些感人肺腑的话时,观察我的眼角。

在我模仿《漫画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大战争场面并获得认可后,家里把我送去阿公家隔壁楼的素描老师处学绘画。当时我是一个速写童工。我在大人喝酒时趴在桌下面画画。桌布和敬酒时轮转的皮鞋把我遮得严严实实。三秒一张脸,十秒一个兵,虽然面部变化欠丰富,但很快就能画出一场血战。我尤其擅长画蒙汉大战,弯刀对长矛,在暴力中展现文化多样性,得到了许多长辈称赞。在此光环下,我背了很多装备到素描老师家中。可他只让我们画他们家的花瓶,并且每次都会提及小达芬奇日复一日画鸡蛋的假故事。在我们动笔时,他就去另一个房间抽烟,美其名曰考验我们的专注力。我一分钟就把花瓶画完了。我很不耐烦,并且缺乏技术修改得更好。但印象中有一个白净的男孩儿,比我们都高一些,下笔很慢,似乎有着无尽的耐心,不断琢磨纸上花瓶的光线、阴影。他是老师最喜爱的学生。老师说他是天才。因此几堂课后我就回了阿公家,并说那里很无聊,我再也不要去了。
阿公家楼底的蓝色大门如今已被锈迹侵蚀,甚至需要一条铁丝环绕把手,另一端绑在一旁的水管上,才能勉强不至于掉落。而最早,它是城里最强劲的弹簧门,弹力比我见过的所有大门都强,一打开就嘭地关上,声音巨大,好像每天憋着一肚子火似的。那时我养成了一些奇怪的强迫癖好,其中之一是与蓝色大门的竞赛。我在心里默念,要在大门合上之前跑上至少两层楼梯,自己或亲爱的家人才不会死掉。带着这样沉重的负担,我总是在开门后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同时等候楼底门神判决的声音。阿公阿婆在尽头处等我。他们听到旋风般的脚步,就知道我来了。

在我的个头还没超过阿公的时候,他喜欢在我进门时,用他的脸颊滚动我的脸颊。有时还把我举起来,把我的腋窝都弄疼了。他表现得那么快乐,仿佛我每天的到来是多么难得的事。我在空中抱怨着,阿公,胡子,扎,扎。他才把我放下来。阿婆在后面拍着手,说,外甥来咯。整个环节像是一场戏剧舞台上的犹太人聚会。随后阿公阿婆领我进厨房,菜已经摆在桌上了,还有些红烧肉、油面筋焖在“猫头”里。“猫头”是阿婆自己拿泡沫塑料改装的电蒸锅,用了超过十年,安全系数不详。阿公每顿都要做十道菜以上。后来我知道,如果我们小孩子不来,他和阿婆就炖一道笃烂面吃。做菜时,他把菜和辛香料分门别类备在小碗里,像“路透社”晨练时那样在灶前摇摆双肘,铲勺吭呲吭呲。他尤其擅长红烧、凉拌和汤类。在动筷子之前,他要先把灶台墙面的热油擦干净。有客人来时,他会先谦虚一句,菜不好吃啊。
阿公早年当兵,留下一群感情真挚的战友。后来回到家乡,接手了一家国有纺织厂。纺织厂在很晚的年岁才被私有化,并非是在市场经济中有多坚挺,而是它被忘掉了,像纸巷,像工人,像北方,被忘得理所当然。初中的一个周末,阿公和他忠实的曹司机送我去学校,我们坐在那辆早就过时的红旗小轿车上,十分钟的路程开了三四十分钟。每当曹司机说,“我记得了”/“噢是那条路啊”/“应该是往那边开”,我们就一定走上一条歧路。城市让他们迷路了,不认识了。那座纺织厂是否一样呢?
十岁时,我搬了家,便只在周末去阿公家吃饭。吃完以后,我坐进阿公的书房,开始做作业或者写作文。他的书房朝南,从窗户里,可以俯瞰一个有蓝玻璃阳台的平房,看那里悬挂的衣服,斜靠的拖把和水桶。还有一台永不停息的彩电,在蓝玻璃外透出奇怪的色彩。阿婆生活在颇深的幻觉里,总觉得我处在一个绝不能被打扰的学习状态,或是在写一篇了不起的大作,因此不间断地给我切琳琅满目的水果,同时以做贼般的姿态缓慢拧开门把手,蹑手蹑脚地把盘子放在书桌上。作为配合,我也会临时表演出对手头工作的沉浸感,并像被惊扰一样突然抬头,高频地深呼吸。这时,阿婆会无声地张开嘴巴,并摆手表示她不是故意的,再把食指竖在嘴唇上,做出“嘘”的手势,颠着步子离开。十分钟以后,一盘新的水果又准备进门了。
我不在做作业,也不在写作。大部分时候,我翻阅阿公的藏书,尤其是十大系列,《十大美女》、《十大妓女》、《十大枭雄》、《十大宰相》等,阅读那些令我血脉偾张的关键段落。我像小时候偷看同桌考卷那样,两只眼睛同时盯着两个方向,一只专注阅读(摘抄),另一只留心门把手(考官)。当阿婆轻轻拧动门把手,我就进入表演状态,撕扯额前头发,显示手头的难题令我焦头烂额。同时,通过发颤、无常的喜怒、屡屡被小动静激怒、冒犯,来扮演一个相当刻板的敏感人格。不健全的,需要无私的长辈们宽容、忍耐、做嫁衣的人格。这使他们开心。还是一个小人呢!阿婆总说。她乐于见到我不懂事的样子。
我比阿公个头高了。他不再能轻易在扳手腕中打败我。我可以像小时候他对我那样,先大放厥词、开开玩笑,再在他使劲的时候反压过他,把他的手腕扳倒。他彻底地退休了,多少是被迫。他不再坐红旗小轿车,而是有了一辆自己的电驴,在城市中风驰电掣,黄灯时加足马力,绿灯闪烁也绝不放过。我已去上海上学,后来去美国,来纸巷更加少了。每次到访,阿公仍会从小电驴上卸下两箱真果粒,一箱给我,一箱给表弟。他一旦记得我们小时候喜欢吃什么,那种印象就不再变更。
我自认为长大了。饭桌上,我开始探索并挑衅他。阿公,给我讲讲你小时候的故事。为什么你的初中读了四年,为什么落后你的同学一级。给我讲讲你死在越南的战友。你和阿婆怎么认识的?大部分时候他对过去讳莫如深,就像是他描述所身处的街区,总是去概括而非描述。个别问题上他会被激怒。比如同性恋。我问他,如果我是同性恋,他会怎么看我。他极为罕见地大声说,切,那我不认你这个外甥!阿婆在一边说,那你以前那个战友……阿公打断说,他是得了病了,得了十年。并示意不必再讲这个话题了。
吃完以后,如果他不去给他的牌友们送钱(他的孜孜不倦、屡败屡战感染了挚友们,得美名“输记”)他就躺到躺椅上。他的脚出了问题,有一个血栓,使踝关节肿胀。或许他从医生那边得到一个理论,说午后把脚悬在高处,血栓就会缓解,因此他把脚置于一个更高的椅子上,而身子靠着躺椅,常常很快睡着。阿公的躺椅挨着窗户,外面是他种的花草,正午的风和艳阳掠过花草的罅隙,再透过窗前的薄纱,漏进屋里,就像是光摇曳水草,使屋内的半空浮上一层水中的质地。

纸巷于我是缓慢终结的。从我十四岁离开这座城市起,就已经很少造访,而在妈妈走后,它变得更加难以触碰。那时,每次来纸巷,成为一种负担。我需要小心地表演从前的样子,才能维系一种幻觉,仿佛伤痛未曾发生,可以躲避,至少可以不被谈论。饭桌上我变得滔滔不绝。我夸阿公的手艺熟练不减当年。责怪他为什么又做十几道菜。这道菜咸了这道淡了,也许你老了,对味道不再敏感。今天还要去打牌送钱吗?我不给他们说话的时机,又开始高谈阔论自己的生活。这个女生那个女生。第一桶金。可以预见的光辉未来。切,你就净吹牛吧,阿公说。阿婆笑了。人长那么高了,其实还是个小人呢。笑着笑着,她就抹眼泪。你不想你妈妈吧?她说。阿公沉默、缓慢地嚼东西。吃饭。他说。
然后就到了那一天。阿公在饭桌上偶然提起,说他们即将搬离纸巷。这么快吗?我问,好像我过去这些年有密切关注纸巷和他们的动向似的。阿公说,早就该搬了。住了太久了,而现在他的脚不好,上下楼也不方便。确实住了很多年了,很多很多,我都记不清了,有我年纪大吗?我问他们。估计差不多,可能还更久点。阿公低着头,专心洗碗。那你们会想这里吗?切,有什么好想的。
而大年三十这天,我走在纸巷里,又真切地想起那些已经消失的事物。阿公的花草,他像涨潮般翻起的牙刷刷毛,《十大美女》,他细密如葡萄串的鼻毛,真果粒,他的旧西裤,老年大学计算机课笔记本,他左右手捧着我和表弟的相片。他去世得突然而然。早晨在家中,血栓流进肺里,忽然倒在地上,走了,没有经历什么痛苦,亲人们评论说是喜丧。而在他去世之前的几周,后见看像是满足愿望般的,他和各个战友会面、游船,还拉我和他们喝了顿酒。他满脸通红地坐在主座上,沉浸在对旧日的想象里。他去世那天,我们办完仪式,回到家里,发现办公桌上平铺他的笔记本,一笔一画写着养生秘诀、计算机开机关机的流程。米饭还蒸在锅里,已经焦了。青菜切好,摆在砧板上。
我已很多年没有来过纸巷。我的家人也很多年不来纸巷。大年三十到访,是一个没来由的决定。为什么今天来?表弟问我。照理说,此刻应该和家人在一起,就像巷子里残存的晒太阳的老人群落,和那些影影绰绰的麻将声所暗示的那样。表弟在巷子外边停车等我。我们都介于这样一个年龄,已经该成家立业,却仍拖着,能晃荡一天是一天。要不开进来?就不了。表弟说。那条巷子窄。当然他的车技也能驾驭,但没有那个必要。他曾在那里停车栽了跟头——后来他给我指向大概的方位——在他刚学会开车一年左右时,他的车剐蹭了另一个人的,赔了些钱。多少钱?怎么还会记得。表弟说,他不是怀旧的人,所以他不乐意再开进那条巷子。那你是看向未来的人?活在当下的人?也许吧。他说。可以这么说。而后我们行驶在大道上,没有车的大道,不会颠簸的大道,宽阔到绝不会剐蹭。我们路过一片公共的绿地,已种满植物和植物排列成的标语。表弟说,小时候也曾在这片草坪上放过风筝,在那块空地上植过树。那时候没有那么宽的马路。他接着往前开,我们又路过废弃的商场,陌生的店面,红灯时他摇下车窗,说,咦,你看,这片也全关了。关了,倒闭了,更新了,优化了,消失了,没了。
而在我们驶离纸巷之前,我恳请表弟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再一次走进蓝色的大门。让我再一次走上楼梯,从楼道的窗口向下俯瞰,看那户有蓝色玻璃的人家。就像小时候做的游戏,在电梯,在草地,在父母身体中间悬空的时候,你以为你将一个景象记得足够清楚,将来就能以此作为锚点回来,也许改变那些让你后悔的事情,重逢那些你已失去的人。让我沉浸在这种幻觉里,再多一些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