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放下赫尔曼·黑塞的《悉达多》时，夜已经深了。我是拉开百叶窗，才知道已经是晚上了的。窗外时而有喧闹，大笑，肆意不羁；时而又很安静，只有被扫到一块儿的落叶和露宿的单车。总之都和我无关。

《悉达多》是讲一个一心寻道的婆罗门之子，随苦行僧一同修行，后来不能信服于佛陀大义，转而从世俗中寻找智慧，不料为红尘凡事所困，耽误了寻道，却又最终重归道行，在滔滔河流中寻到了真义。黑塞的用词极端简洁，之前我在读伍尔夫的《到灯塔去》，恰好形成强烈的反差。

读完《悉达多》已经是好几个礼拜前的事了。我之所以对它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在黑塞的悉达多身上，再清晰不过地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小时的我亦曾一心求习真理，渴望改变国家。当时家境还算优渥，又有父母的疼爱和熏陶，那时的快乐，如今连回味时都会心花怒放。

然而过去的三年，正如悉达多牵累于红尘凡事，对我而言，再黑暗不过了。如果之前的申请失利只是第一次让我承受了挫折，那亲人的离去则是彻底将我逼到了崩溃的边缘。美好的东西支离破碎了，我亦遍尝人间冷暖。在一长段消沉的日子里，为了逃避黑夜，我常常通宵达旦地看电影和上网，等到曙光初现才慌忙入睡。起床的时候往往白天已经过去了，我拉开百叶窗，看一眼灰了的天，再合上。房间里是摊了一地的书，几根香蕉，还在发光的电脑和匆忙脱下的衣服。我瘫倒在床上，手捂着脸，心中既无悔恨也无不甘，只有恐怖的空白。然而我并不愿与他人谈及自己的过往，我也无意乞求同情。

悉达多发现自己陷进俗世中时，他已经出不来了。他迷恋商场的游戏，迷恋欺骗和赌博。我和他不一样，我亦曾尝试沉迷过喧闹派对，电影和电子游戏，然而没有一样能使我满足，甚至那稍纵即逝的都并非快感——而是空白，恐怖的空白。面对苦难，我知道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有忍受，忍受，默默度过。现在时间终于到了，我亦得走出来。

三年里的迷茫和困顿，让我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到底想要什么。我曾趋媚于功利主义的大潮，但是看到那些与我一样本该忧伤和思索的年轻人们，却只挂念着成功，金钱和他人的艳羡，我忿恨；我也曾附庸风雅于哲学和艺术，然而认知论无休无止的纷争，现代思想洋洋得意的自我论证却也让我心灰意冷。我既无法忍受现世的庸俗和愚昧，亦不耐烦于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而只有这时，我才想到写作。我开始想念三年前每周写作的时光，尽管那时知道的不多，写得幼稚，却是真正快乐着的。然而整整三年，除了高三时的《萨福掠影》和大一时的《潮汐之歌》我尚且满意，其他竟没有一篇是用心写的，全是垃圾。但我并不可惜这三年的多舛，悉达多亦经历了红尘方才得道。没有困顿过，就不会明晰自己的选择。写作将我并不喜欢的两个世界连了起来，而这狭窄的通道却让我看到了宏大图景和自我价值。在这夹层中偏居一隅，我却真正得到满足。

我并不需要别人教我怎么写作。我向来夹带强烈的个人色彩，但我的写作也从来都不止针对自己。我更期待获得共鸣，或者和读者一起得到启发，这才是我满足的来源。我也反对现在流行的“理性写作”——所谓通过不偏不倚的观点来试炼读者。这都是伪知识分子的意淫罢了。“理性”在当今世界，亦如曾经的“高贵”和“正义”一样，已经被滥用了，成了“折衷”的代名词，随便什么事情，说个辩证两面性，便成了逃避问题的良药法宝。我虽仍才疏学浅，多年的读书经历也告诉我，有些问题是逃避不掉的，逃避只会让错误更加猖狂。袁伟时老师说极端思想是二十世纪的杀手，我却觉得折衷思想是二十一世纪的毒。没有大胆一针见血的论断，没有承受千夫所指的勇气，知识界就只会一直徘徊在庸俗的桎梏里。直面问题，即使不能一针见血，也绝不要息事宁人。

当然，说到底，写作还是要回归自身的。从最开始它被剥离出主观世界，在他人的心中游荡一大圈之后，最终还是要回家。我会重读它们，就像在观众席上看自己的戏，那些虚荣，不甘，濒临枯萎的思想，过去的苦闷又或者快乐，都一片一片叶落归根了。这三年既是空白，亦是我人生里时至今日最为纷繁的三年。我现在仍然记得三年前写作的苦闷：生活被榨干了，灵感已经枯竭。而现在，羽毛又重而丰满起来，那些未曾表达过的愤怒，悲伤，激动和迷惘，都随着我的脉搏跳动着，催促我发泄，让我心潮澎湃。

所以我建立了这个公共平台，既是期待与大家分享，也是鞭策自己写作。这里的文章会包括小说，随笔，人物采访和读书笔记。它是所有心情的见证，亦是未知意义的探索。并且，这里还有另一位作者E，虽然我并不知道她会写些什么，但我期待着她文字的细腻，敏感和一如既往的惊喜。

在某些怀旧的时刻，我往往会觉得写作是一种使命，一个孤身一人，自言自语的拾荒者的使命。就像西西弗斯命定的巨石一般，他的一生都穿透着凛冽的寒风，而他就要抓住那些美妙而飘渺的瞬间，不让他们在皱纹占领自己之前随风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