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向北
“所以你决定明年休学了？”沃夫教授问我。
“是啊。”
“做什么呢？”
“做一个理发师。”
“我以为那需要高超的技巧。”
“可以先从洗头哥做起。”
我看教授似乎并不明白洗头哥的意思，便解释给他听，洗头哥相当于学徒，但是要先给客人洗头，问他们“水烫不烫呀”“要不要用高级的洗发水啊”之类的话。像美国这样低级的服务业，是不会这么完善的服务的。
教授说好，说他支持。我当然知道他会支持，只是他说出来我会更有底气些。我也知道沃夫教授是截然不同的人，他是我的基督教史老师，除了婚姻，从来一丝不苟，仿佛人生都提前安排好了一样。本科到博士一路都在斯坦福读书，一毕业就来了波莫纳教书，今年已经是第三十年了。他还说他要在这里教到死。
“不过，为什么是理发师呢？”他问。
我说，倒也不一定是理发师，我想秋天做个农民，冬天再做理发师，春天也许就去学做饭，或者搬砖。我说，做个理发师，因为理发师工作好找。他们缺人。而且他们年轻，迷茫。
我说其实在理发店工作很好，相对悠闲，并不那么累的。不过，有时候会有刻着刺青的胖子过来砸店，或者裹着红浴巾的女人骂街。人在江湖，你就难免得扯进那些帮派恩怨里。
沃夫教授啜了一口咖啡，说，那也很不错，大不了进监狱，又有新体验了，那也是很珍贵。
我说等我做了理发师，你得来中国找我。那里理发便宜，一美元一个头，在这里都不敢想象。
教授说他愿意专程过来剪头，只要他不是我的试验品。
不过。我说，你也未必能成行。我是想走走停停，一路向北。你也未必能找到我。
我决定休学一年，是上个冬天的事了。这是灵光一现的决定，却也并非心血来潮。那时我对象牙塔里的生活厌倦了，就想回国做一个理发师，染一头蓝色的洗剪吹，让每一根毛都能竖起来。在没有客人的时候，和小黑在店门口抽烟，聊他的理想和梦中情人。
“我知道这很可笑，”我对瑟里教授说，“这像是一种self-imposed victim mentality(自我强加的受难者心态)。预先假设对方是弱势群体，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去同情他们，最后说不定还强化了这种莫须有的差别。
“不过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这种叙述在当下中国是空白但必要的。为数不多出名的叙述竟都来自外国人，而且很多都带有一种不自在的惜世悯人。我想提供一种新的叙述。”
瑟里教授是我的导师，一名政治学教授。和沃夫不同，瑟里教授爱笑，一笑起来就不拘一格。其实面对他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必要回答得这么面面俱到，模棱两可。但那就是我，中庸，总想着息事宁人，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先自我批判一番，做个井底之蛙，以便之后的批评接踵而至时掩耳盗铃。
瑟里教授的回答出人意料地简单，“我认为很好。去做吧！”
他说他在Amherst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也在大三休学了，那一年里，他成为了一个hobo（类似无家可归的农民工），四处跳票上火车，然后写书。他说后来那个同学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体验一下弱势群体的生活，五十岁的时候还去了监狱一年，活得精彩极了。他还说到十年前的一个学生，在大二结束以后花了一年时间竞选波特兰市长，竟然差一点就选上了。
他说现在的学生啊，总是少了些什么东西。他是面试委员会的时候，越来越多地见到许多“完美学生”，完美的成绩，完美的研究背景，然而当被问起“为谁而学，学什么，学的目的又是什么”的时候，却一问三不知。他说，你们在食堂普罗米修斯的壁画底下一日三餐地吃了四年，竟从没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
“不要浪漫化。我不主张。”爸爸对我说，“你会改变主意的，这个事我们不提了。”
在他看来，我是胡闹，是厌学。他说，你还要读研究生，读博士，中间这么多寒假暑假，难道还不够你体验的？
然而对于我而言，绝不是体验一下那么简单的，这是燃眉之急。我并非厌学，恰好相反，我太珍惜在波莫纳的学习时光，以致于我当我对文本没有了醍醐灌顶的兴趣之时，我感觉自己在浪费生命。的确，我可以就这么下去，拿一个不错的成绩毕业，去一个好大学继续研究生，若想赚钱，过个体面生活，就再去考个法学院。可是，这样循规蹈矩的生活，于我又有什么意义呢？人文教育的核心就是让我成为一个墨守成规的成功者，一个秩序的维护人，一代代自欺欺人下去？
可惜，这恰恰是教育的潮流：崇尚成功，崇尚赢家，对于可能的失败和潦倒避之不及。在最棒的大学里，却充斥着最出色而平庸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最不需要成功的一群人：家庭条件已经足够出色，自身也无可挑剔。然而一条“现实所迫”，就让所有理想和意义成为微信朋友圈上怀旧的念想了。教育非但没有架设智识的阶梯，反而成了特权的护城河。
我对爸爸说，对于休学，这并非什么浪漫化，而是去浪漫化的过程。我说，正因我经历过挫折，所以我明白一个人的经历对读书，学习，生活有多大的影响，这点我们都应该明白得很。我拿约翰密尔当例子，人家二十岁还崩溃了呢，后来不还是成了大家？还有刘备，四十岁不也还寄人篱下？所以，年轻时犯点糊涂并没什么不好。我还说，思考了这么久，我仍然没想好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唯一条清楚：我不想成为急于成功的人，对失败者嗤之以鼻。
“好啊，你去闯荡呗。”到了最后，他终于是松了口。“我也不希望你的人生是成功的人生，只希望你能有幸福的人生。”
那时我开心极了，没有什么比家人的祝福更珍贵。我想到《舞出我天地》里小比利的爸爸，一个矿工，在最终发现儿子的舞蹈天才之后泪如雨下。时值罢工潮，他背着骂名和羞耻进洞挖矿，为小比利去舞蹈学院攒路费。让家人为自己的理想买单是件自私的事，而我亦无以为报，唯有感恩。
“你好Morris，我头发白了，你今天下午有空帮我剪掉吗？”
每次进埃里克森教授的办公室，他总这么问我。他是我的哲学教授，在这里教了五十年了。自从我告诉他我的理发师计划以后，他就一直重复这个不那么好笑的开场白。当然，其他时候他都严肃得很。他为象牙塔和生活的距离感到悲哀，但是他说事实就是这样，学术是学术，生活是生活，大多数时候都显得漠不相关。
他也问我，为什么偏偏是理发师，难道就没有其他可以参与江湖纷争的职业了吗？
我说那大概与记忆有关。这和哲学不同，没什么普世性，大都因人而异。理发师对我而言特别重要，我也对他们好奇，因为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就是年轻而纠结的。当然也并不一定要是理发师，也可以是厨师，农民，家政甚至天桥上卖狗熊的。其实我并不清楚自己的选择，可能是一种康德式的pure motivation，又可能暗合黑格尔，选择的背后是宏大的历史精神……后来我变得吞吞吐吐，尝试寻找一个高尚的借口让我心虚了。事实上，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rationale，我只是想去做而已——和欲望一样，它不可控制，并让我迫不及待。
我会为这个选择感到后悔吗？它会成为我生命里空白的一年吗？我对此也时常不安。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我不希望像《魔山》里的汉斯托普一样，在智识的囚笼里荒度七年。在山上的疗养院里，他们每天讨论生与死，疾病与健康，逝去的人文主义和蠢蠢欲动的极端思潮，然而直到七年已过，汉斯托普才发现自己忘却了世界的味道。
我也想象自己骑着马达隆隆的摩托车，像彼得方达那样一路向北。在不同的城市里尝试不同的生活，在人流中重新思索自己的过往。从深圳到哈尔滨，也许爱上发廊大哥的小红，又或者在火车上遇到令人着迷的骗子。最后，在离终点遥遥无期而已经四面楚歌的时刻，喝一瓶过期的啤酒。
说到底，痴人说梦，总好过梦里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