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完仗不久，我们回到蒙得维的亚。

加里波第委托我与英法海军谈判，争取他们的支持，而自己则尝试说服共和国政府给他更多的海军。一天，我带着英国人的讯息去他的居所找他。我大声叫他的名字，没有回音。我去居所附近的海滩，仍杳无踪迹。我顺着海滩往前走，路过一片礁石，听到一个女人起伏的喘息声。我蹲下来，从石与石之间的缺口向远望去，看到几米以外有一块贝壳般的大石头，而赤裸的阿妮塔正坐在加里波第的腹上，有节律地摇动她的腰。海浪拍打礁石，浪花随着她的喘息溅在他们的身上。水珠挂在阿妮塔的长发、锁骨和乳房上，配饰般闪烁着。我隔着礁石望着他们，像童年偷听十二月党人的聚会那样小心翼翼。直到阿妮塔抬起头，说：“米嘉，我看到你了，你要过来吗？”

我在他们中间躺下。一块极光滑的石头，仿佛海洋专为谁打造的。我的鞋子让我险些滑倒，他们都笑了。因为海水或因为紧张，我又开始发抖。加里波第撑着头，轻轻摆弄我的头发。海水已将他的体毛抚平，像一头暗红的栖息的海豹。而阿妮塔潮湿的手指游动在我的胸前，顺着我的纽扣往下解开。“亲爱的米嘉，一个发抖的修士，”她说，“是否还未尝过爱的味道。”她的手指游回我的脖颈，停在我的耳垂。

我剧烈地呼吸。“他是张白纸。”加里波第说，“要小心海水把他弄脏了。”

阿妮塔抚摸我的脸颊。她的手指绢丝般掠过我的鼻翼，我的眼。她身上闪烁的波光被纤细手指的阴影切割，像一封热切的信中被墨打湿的结尾。“米嘉，我多羡慕你。”她说，“我也希望我爱的起点是分享，不是占有。”

加里波第皱了下眉头。我紧张地转向他，不敢再看阿妮塔。

“放松，放松。你们两个。”阿妮塔的手臂环住我的头，手指陷入我的头发。

“男人啊，像孩子一样。为了没有占领一个草丛而闷闷不乐。”她接着说，像念一串缓慢的咒语，“占领草丛，占领森林，占领海洋，占领一个女人和她的子宫，占领数字，占领国家。”她望向加里波第，“要是他们能知道，爱是可以像这样，像我们三人互相缠绕，分享体温，不知道是否还有人愿意再为任何东西流血。”

加里波第玩笑说，“女人可能没有办法想象，有些男人不是为了贪婪，而是为了崇高的观念而战。”

阿妮塔没能教我们更多。在她海风中最自由的时刻，她不知道，她能拥有的时间这么少。这年她二十五岁。三年后，她就将在加里波第的怀中香消玉殒。阿妮塔是对的。你在这个世界上漂流越久，就越发现，这个世界上许多的爱的知识，只有孩子和青年才可能掌握。她像是信手拈来般地捕捉了一个事实——而我们却只有在俯冲向衰老的某一瞬间才感受到——人追随一个观念，并不因为观念的正当、自洽或崇高，而是因为观念哺育的情感。这情感有时强大到让人渴望为它死。

加里波第大概不会想到，两百年后，世上已不剩多少真正追随观念的人。到二十一世纪，各种十九世纪诞生的混乱、庞杂的观念都被分门别类，写进各自的种属。马克思主义、共和主义、民族主义、纳粹主义、自由主义，概念层出不穷。为方便彼此区分，编纂者们还加上地区或其它大词进行限定：苏式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纳粹主义。人们不再像从前一样单凭不经解释的热情，而是根据自己在社会中被赋予和称呼的位置、阶层，挑选适合自己的观念。而字典、百科、博学的议员或领袖告诉他们，一个拥护信仰多元的人也要拥护禁枪，一个支持言论自由的人也应反对同性恋。观念的领导者们用大喇叭宣布，理论家们已把定义补充得十分完善，个人的争议应暂时搁置到一边，现在需要用更大的音量，展现我们阵营的真理。

这让1848年发生的一切像童话一般，它那样的混乱、嘈杂，却指向同一个渴求。这年革命的火光席卷整个欧洲，从意大利分裂的半岛出现反抗专制的呼声开始，到法国，到普鲁士，再到整个欧陆，工人和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肩并肩，站上街头或举起枪支，要求宪法、自由、要求统一的民族国家。然后所有火苗迅速熄灭，像历史偶然发生的心悸。可在一切发生的最初，无人知晓它的短暂。谁都以为这是一篇新乐章的序曲，没想到序曲要这样漫长。

早在1847年，加里波第已经嗅到了革命的味道，亚平宁半岛各王国频繁的起义让他重新看到故土的希望。从六世纪起，这片说同样语言的岛屿就没有统一过。“我已经四十岁了。我等了太久。”他说，“只要意大利有统一的可能，我愿意明天就死。”不久以后，他就带领我们从南美驶回欧洲。

我们最初投靠了撒丁国王，彼时他正向奥地利宣战，承诺要把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半岛。依靠加里波第的声望，我们一边行军一边招募，在到米兰前已将队伍扩充至近四千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国王已向奥地利元帅拉德茨基秘密投降。我们并未解散，而是与奥军打起游击战，直到拉德茨基集中兵力围剿我们。我们且战且退，边退边散，撤退到瑞士时只剩几十人，但军心仍高昂。

在行军途中，我的手稿也有了大长进。我有时在篝火边写，有时在树林里写。这一时期，我头一次向未来的读者展现超级老人如今生活的那个年代，即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据我所知，当时还无人采用这一文体。手稿前文关于老人的回忆，暂停在1848年。超级老人说，“各位看客，请原谅上了年纪的我，我已经两百岁了。此刻我眼花缭乱，必须要休息一下，睁眼看看我身处的环境。”他睁开眼，发现自己正身处一列飞翔的蒸汽列车上，它像一条浑身瘙痒的巨蛇，通过左右摇摆制造推力进行飞行。这时，一个优美的女声响起，说，“各位亲爱的乘客，你们透过玻璃，就可以俯瞰无忧国的大好景色。”全车的老人便都把手伏在玻璃窗上，目光呆呆投射下去。超级老人发现，这一车的老人都是有伤痛记忆的人，他们的伤痛扎根在十九世纪，停留在1848年之前，或是因为战争，或是因为奴役，而这趟旅程就是为了让他们回到不再有忧虑的现实，通过摆脱回忆的负担，来疗愈他们的伤痛。超级老人还发现，原来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上的每个角落都是无忧国。俄罗斯、法国、巴西、乌拉圭、意大利，甚至东面的中国，都变成无忧国的一员。优美的女声解释说，十九世纪中期，经过频繁的斗争，人们发现，原来彼此都在追随相同的东西，他们放下武器，用不同的语言相互问好。Hello, Hola, Bonjour, Guten Tag! 此刻，在飞翔列车的四周，云雾散开了。超级老人看到，一座又一座通天的巨塔耸立进高空，它们像一尊尊旋转的泥塑，用洪钟般的高音，向陆地人播放协奏曲。超级老人热泪盈眶地说：“原来我的理想真的可以实现！”

手稿中尚存的问题是，两百年后的人们都在追随的东西是什么？我决定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

到1848年，我们又为撒丁王国打了几场注定失败的仗，但裂缝已出现，革命不可阻挡。十一月，教皇国的罗马市民走上街头，一个人的手臂环着另一人的。教皇逃去加埃塔。1849年2月，市民的制宪会议宣布，罗马共和国成立了！前半生颠沛流离的马志尼终于站上讲台，代表三执政，近乎愤怒地发出宣言：减赋税、废死刑、公共教育、宗教自由、言论自由！而此时，奥军和西班牙部队正悄然集结，拿破仑三世的法军已兵临城下。

四月下旬，我们漫长艰辛的行军终于结束，罗马城的市民以救世主般的欢呼迎接他们自己的民族英雄，加里波第。他们期待加里波第能再复制一次在南美的奇迹，以一敌众，长龙般击退城门外虎视眈眈的法军。况且，也没有别人可以期待了。城里，阿妮塔与我骑在马上，跟随加里波第，接受民众的拥戴。加里波第神色凝重，而怀有身孕的阿妮塔，此时已有轻微的疟疾症状。她的嘴唇发白，常常不自觉地发抖。

“我们没法赢。”我告诉加里波第。

“什么叫我们没法赢，米嘉？”加里波第淡淡回应我，“我们没有其它选择。”

四月的最后一天，法国将军乌迪诺率大军强攻罗马城西北的大门。乌迪诺拿着一张旧地图，把早已部署好的城墙错当成缺口，被我们和伦巴第步兵打得七零八落，撤回海上。紧接着加里波第又发挥他无与伦比的坚韧，南下大胜西西里王国的一万两千人大军。可在战场的另一端，马志尼正急于和法国议和，像他一如既往对道德力量预期过高的那样，释放被俘的法军，希望这一人道举动能感动乌迪诺和拿破仑三世。后果是法军的九千人得到增援，暴涨至三万人。六月一日，法军围城开始。

城中风雨飘摇，人人都已明白，陷落是迟早的事，无非是几分钟还是几小时后。议会最后一次召开，代表提出三个选项，投降、死战或撤退到亚平宁的山地打游击。此时一发炮弹打中市政厅的外墙，穹顶的石灰纷纷落下。代表们捂住耳朵或头顶。加里波第镇定走上讲台，用手掸去他艳丽衬衫上的灰，发表了一场炮火声中无人听清的演讲。“我选择去山地。”他最后说。

在城边的据点，他抱着枪靠在墙上，等待时机。阿妮塔贴着她的身体，此时她已经说不出话，全身发白，呼吸都耗费力气，时常还咳出血来。“还不是时候。”加里波第说。我不知道他指的是撤退，还是阿妮塔。一个多月后，阿妮塔就将长眠于他的怀抱。那时我们躲在拉文纳省的一个农场，他从未如此轻柔地问阿妮塔：再与我说句话，好吗？阿妮塔不再回答。

而在罗马城即将陷落的此刻，我们三人像在萨尔托城外的那个夜晚一样，静静等待。加里波第警惕地望着城墙外边，反复嘀咕：“还不是时候。”他转头望向我。

“你闭着眼睛在做什么，米嘉？”他问我，“你在祈祷？”

我睁开眼睛，说，“我在为我们和阿妮塔祈祷。”

他冷笑一下，说，“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来这里的一大心愿，就是不用再向躲在郊野别墅里的那个懦夫教皇鞠躬？”

“我没有在向他祈祷。”

“可那个祂是更大的谎言，”他凑近我，我感到他几乎要揪住我的衣领，“米嘉，这些年我们航行、战斗，是为了什么？你要在这个时候放弃吗？”

“我想阿妮塔活下来。”我看着他那双从未丧失光芒的双眼，说，“我不想就这样结束。”

阿妮塔虚弱地望着我，浅浅地呼吸着。加里波第停顿，手指揉着额头。他说：“我知道。我知道。”

“可是米嘉，人没法靠谎言得救。”他接着说，“重要的不是我们还未拥有的，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创造的。”

“那你又创造了什么，我的弟兄。名声？自由？”我疲倦地回应他，“告诉我，即使我们创造了自由，而我们下一秒就死去，这自由有什么意义？和这场革命一样，马上法国人就要进城，杀人，有人抗争，他们再杀人，来来回回，我们给谁创造自由？”

加里波第凝视我。

“米嘉，我们都是后代的砖瓦。”他最后说，“并且，你搞错了。自由不是造物，它是一种品质。自由是无畏。”

他望向城墙外边。仍在等待。他终于等到法国人的炮火声渐弱了。忽然间他又充满能量，大声喊道：“同胞们，时候到了，我们走！”士兵们都从疲惫和绝望中惊醒。市民们在灰烬中望向他们的英雄。他洪亮的呼声回荡在城墙内外：“我们在，罗马就在！”

11．

共和国陷落后，我们又重新回归海洋。各国军队穷追不舍，确保我们无法在山地形成游击势力。加里波第在圣马力诺解散了意大利军团，但还保留一丝去威尼斯的希望。没有成功。并且在此途中，我们失去了阿妮塔。还来不及好好埋葬她，我们又被迫横渡大西洋。

先前的伙伴大都已经阵亡。我们剩下两艘船，一些背着步枪的新兵蛋子，在大西洋两岸重操旧业，做一些不成功的跨境生意，或是运送煤炭挣些现钱。我们回到了南美。在乌拉圭和巴西，加里波第被一些旧友环绕，他们抱怨共和的破裂、人心的不可测。我们还向北去了纽约市。传言说，如今那里聚集了不可思议的财富，马可·波罗都要惊叹。许多难民都涌去纽约，携着欧洲的雍容气质，决定下半生只谈金钱，不问国事。纽约的富人听闻了加里波第的壮举，豪言再送他三条船，但加里波第听不下去。再后来，加里波第说他想去东方。

1852年，我们来到广州。这是我们第一次涉足东方的古国，这里的一切都令我新奇。加里波第怀抱着又一令人费解的商业计划。他预测广东人会欢迎来自大西洋的海鸟粪做肥料，便从秘鲁出发，让我们忍受数月的粪臭，千里迢迢把宝贝运来广东。在一番冗长，掺杂各种语言的交涉后，广东人说：“不要。”

在码头的傍晚，我进城溜达。加里波第仍在岸上进行徒劳的说服工作，我远远看到他手舞足蹈地演示海鸟粪的特别功效，并伴随着高亢的意大利语：“你们需要，你们一定需要！”不知不觉，我被千家万户的灯笼吸引了。它藏在各国使馆，强卖鸦片的欧洲商人府邸后面。人们聚在土灰色的帘布下面，买卖小吃，斗鸡或一同观看一种在白幕后操纵人偶的表演艺术。灯火下，人偶的影子在幕前试探、缠绕、打斗，倏地又散开，留下一地空白。我接着往前走，喧闹渐渐远去。我来到一座教堂。

教堂空空如也，只有一个汉人打扮的白人神父坐在中央。他静静坐着，仰视着远端的十字架。我在他身边坐下。

“我的朋友，教堂现在关闭了。”神父用英文说。他并未转开望着十字架的目光，“如果你还没有得到消息，过些日子我将搬走。浸信会已经不再支持我了。”

“神父，我不是信徒。”我告诉他，“这是我第一次进教堂。”

他转过头，忽然热切地望着我。他说，“那么，我的朋友，上帝安排我们在此刻见面，一定有祂的旨意。”

“我甚至不住在这里。我是一个水手。”我说。

“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聚在此地都有原因。”他说，“你为什么来到这里？”

“我恰好路过。”

“可是你为什么进来？”

“我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人。”

“我的朋友，你没有说真话，”神父说，“你进来是因为你在找一样东西。”

我不回答。

神父接着说：“找一样东西，并不可耻的，我也在找，我在问祂。我的家乡在美国的田纳西州，我不远万里来到这片陌生大陆，我抵上我所有财产，就是为了让祂试炼我的诚意。”

我仍沉默。

“我的朋友，我也曾怀疑，我所做的一切是否只是一场滑稽戏。你听我讲一个故事。许多年前，我每晚办讲道会，有一个古怪的客家人跟随我学习，和我反复提他做的关于天堂景象，斩妖除魔的梦。但在我为他安排洗礼前，他就自己离开了。”他说，“可是，你知道吗？如今我听闻，他已在南方广泛地播撒福音，连清廷都开始担心他的影响力。你看，我们没有被遗弃。你的所有托付祂都看到了。上帝一直在奖赏我们。”

“我走了。”我说。

“总有一天我们会重新相见。”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请记住我的中国名字，罗孝全。有一天你会在这里找到我。”

我随加里波第又回到大西洋。一年后，我们去了伦敦，这是难民的又一据点。各国的使节、运动领袖热烈地恭迎加里波第，好为在自己在当地的声名加分。几年后终于如愿当上美国总统的布坎南邀请他去自己的名人晚宴，举杯祝贺他：“您在美国像欧洲一样著名。只是您在美国还有一个新头衔。那里的人们说您……说您是一位杰出的水手……”

加里波第第二天晚上回到伦敦的西印度码头。他探头进船舱，精力丝毫未受两天来的应酬损耗。他大声喊，“明早我们启程去纽卡斯尔！”

那天夜晚，我坐在甲板上，注视黑夜里的泰晤士河。一座河畔边拔地而起的城市，它的骄傲建筑似乎是按着将来被摧毁时的壮观而设计的。白天，我去参观了万国工业博览馆，一座水晶宫。我从未见过这样庞大的玻璃建筑。我想象一只铁头的飞鸟或陨石，向着这最璀璨的人造的光芒飞来。玻璃出现一个缺口。紧接着所有玻璃都被震成碎片，像雨水一样倾泻下来。掉在热带巨树上。掉在喷泉雕塑上。掉在悬起的波斯地毯上。掉在维多利亚束胸上。掉在新式火车上。我想起圣彼得堡一个古老的传说。1703年，彼得大帝经过涅瓦河的沼泽，说，“这里应该建一座城。”圣彼得堡就建成了。没有人能解释圣彼得堡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建成。因此有人说，彼得是在空中建造了这座城，然后像一个沙滩上的王子，将它耐心地、轻柔地放到地上。可人建造的什么不是空中楼阁？

加里波第从身后走来，手持他永不穷尽的尼斯葡萄酒，在我身边坐下。“有多久，我们没这样坐在一起了？啊。南美的日子像梦一样，当时的朋友也不剩多少了。”他说。

“有时候我想，是否，我并不是走上一条流亡的路，而只是辗转过上了理想生活呢？你知道，我从小的时候，就随父亲在海上航行。我愿意一辈子在海上。”他说。

“如今在欧洲还能做什么？做国王们的奴隶，还是来英国乞讨？还是去美国，假装这些年我们生生死死从没发生过？可我有一个理想。”他的眼睛又散发光芒，“那就是让所有的流亡者都上我们的船。在陆地上没有实现的，我们去海上实现！”

他兴奋地盯着我，我却避开他的眼睛。

许久的沉默。他说：“但你还是要走了，对吗，米嘉？”

我点头。我张口想说什么，但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说：“没关系，我明白。”

他转过头去，说：“不如，剩下的时间，你给我讲一讲你写的书。你花了这么久，什么样的书需要写这么久？希望有朝一日，我能读到它的全文，那时它已经被翻译成意大利文了。”

我便向他讲述我已完成的部分。一个两百岁的超级老人，他在给自己找一个答案。加里波第说：“两百岁，那么老。”是的，不仅老，并且困惑。这很正常，不是吗，一个人年纪大了，就容易沉溺在过去。但他的过去充满谜题和陷阱，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离世前，他要缕清一条线索，他觉得，当他找到这条线索，他就离答案很近了。“所以他要找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告诉自己说这辈子值了，但他又恰好自我怀疑很深。”你莫要打断我，这次听我说完。超级老人出生在十九世纪初的圣彼得堡，他目睹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巴黎城里的暴乱，驰骋的蒸汽火车，他还追随一位勇敢的船长，在南美搏杀。“勇敢，并且英俊，深得女人们喜爱。”行了，你莫要打断我。在这一时期，人人都被野心笼罩，宣称自己代表未来。他们探索各种可能的生活方式，唯独践踏过去的。但在想到死亡时，每个人都比先前更害怕。他们问自己，灵魂真的会消逝吗？我们真的没有其余可以期望的？超级老人像这个时期的大多数人一样，时刻面临这种恐惧。他不断地给自己机会，试验这一生是否有超越的可能。没有过，没有过。只有恐惧。但他也的确曾见证过自由，一个特别的女人，一个属于马、海洋和天空的女人，在她活着的每一刻都无所畏惧——“阿妮塔。”这让他在寻找答案的路途中，至少确信，自己也曾被自由的幸福眷顾过。

“米嘉，我心的一部分永远属于你。”加里波第说。

“你也是，我的船长。”清晨，我向他告别。

我又踏上回中国的旅途。这次，我坐上传教士的船。我们在海上颠簸的时候，他们玩起记忆的游戏。他们似乎有一种秘诀，把大脑装饰成宫殿，每一段记忆都安放在某个角落，或者一个架子上，待到要用时，只要把它轻轻取下，就可以事无巨细地描述每一段情节，甚至大段大段地背诵书文。他们在互相比赛后，问起我的过往。我的？我说，我记得的东西不多，我的脑海一片混乱。他们说，那总应记得些什么吧。我说，我想起曾在罗马为共和国打仗。他们说，哦不，愿上帝宽恕你的罪。我说，我还曾在南美打仗，我开枪打了很多阿根廷人。他们说，上帝啊，请宽恕他吧。

我在广州下船，但并没有找到罗孝全。有人说他去了香港，有人说他回了美国。我一边学习中文和教义，一边留意他的消息。此时的广州人心惶惶，市民已心知肚明，英国人再找理由进城烧杀劫掠只是时间问题。1856年十月，理由来了。英国人与清兵因为一艘走私船起了争执。城内立即有了流言，说英国人的舰船已从伦敦起航。富人和穷人都开始逃命。人来人往中，我竟在一家教堂发现罗孝全。他仍穿着先前的汉人衣服，正在打包行李。

“神父。”我招呼他。他没听到。

“神父。”我又招呼他。

他倏地回头。脸颊的汗珠还在掉，额头的青筋若隐若现。他用一种混杂着兴奋与惊恐的表情回答我：“果然……我们又见面了！我就知道我们会见到。”

“我一直在找你。”我说，“你也要离开这里了吗？”

“不是离开……而是去一个地方。”他满脸期待地告诉我。

“去哪里？”

“你记不记得我曾和你讲过的故事？”他说。他像很多传教士一样，记得自己说过的所有话，“我跟你说过的，你没印象了？一个客家人，曾跟着我一起学习，后来去各地传播福音……现在他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他叫洪秀全……他在江南的江宁城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哦，现在叫天京了……一个信主的国家！太平天国！这片土地终于发芽了……他亲自发信函邀请我过去……我得过去，现在。我得告诉他怎么做。他需要智者指引他！我已被该死的官兵拦了好几次……但这是神的旨意！祂要我接着尝试，直到我到达天京……”

他说得满头大汗。末了，他说：“我们在这里重逢也是祂的旨意。说明，祂想要我们一起去。你要找的东西，可能也在那里。”

“我要找什么？”

“这得问你自己。”他说。

当天，我与他登上去天京的船。我们又在海上漂泊一整月。上了陆地后，我们在一片密林中遇到一群官兵，他们正在砍另一群人的头，似乎已到收尾阶段。罗孝全告诉我，要万万小心，不能透露我们的目的。如今全广东的官兵都在搜罗与太平军有瓜葛的人，只要是远亲，都格杀勿论。

清军砍完头后，又割下人的右耳，把它们放在木箱里，方便日后统计。而右耳太多，以至于从一车车的木箱中滚落。

我们经过一个又一个废弃的城镇，尽量避开巡逻的官兵和太平军。如今的两边，只要短兵相接必血流成河。而越靠近天京，清军与太平军的交战就越惨烈。即使已足够小心，我还是在镇江附近与罗孝全失散了。当时我并不知道，罗孝全当天找不到我，即打道回府，等待下一次试炼的机会。夜晚，我打起身边最后一只灯笼，登上一艘小船，决心独自前往天京。

雾气缭绕的江上，我借着暗红的火光，往东摆渡。成千上万的浮尸顺流而下，如沉默的盲鲸，频频撞击我的船头。我要找什么？我心惊肉跳，加速往前。黎明将至时，我上了岸。岸边人告诉我，再往东北走二十里，就是天京。

天京城下，我被卫兵拦住。卫兵高声说道：“洋人不得入内！”

我缓慢地，争取清晰无误地告诉他们，我是天王的贵客，我与天王的老师罗孝全一同前来，但失散了。

“大胆！”一个人愤怒回应我。

但另一位看起来更位高权重的人仔细打量了我，命人抬来轿子，让我坐进去，并用黑布把我眼睛蒙住。他命人抬我去天王府前。

一阵颠簸后，轿子停下了。我听见，卫兵和车夫纷纷跪下。我也磕磕绊绊走出轿子，跪在地上。

“来者何人？”城墙上一个洪亮的声音传下来。

“是个洋人，说是天王的贵客。”

“天王无贵客！”声音又落下来。

我起身，举高双手，大声回应上方的洪亮声音：“请听我说——我同天王一样，师从罗孝全。”

一片漆黑。黑布蒙着我的眼。漫长的等待后，无人回应。

“我还会做火药。”我喊道。

少时，城门缓缓打开。

——幕间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