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你若问起我，如何得到这个十九世纪故事，我恐怕无法使你信服。它不是我的发明，我只是誊抄了一个诡异的小册子。小册子是我外婆去山上求神拜佛时带回来的。你知道，她是个迷信的女人，总觉得她在山顶上的纯洁信仰可以改变外孙的人生。每年她都会带一些信仰的化身回来，前些年是红线，玉镯，僧人的袖口，他们扫帚上的枝条。今年则是这本小册子。她说，她是在寺庙佛像后面发现的，她发现它时封面已落满灰。

她并没有忍心打开它，怕好运在打开的瞬间就溜走。她猜测这本小册子是一个古老的造物，或是文曲星下凡的征兆，因此郑重地交给了我，她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外孙。我收下时，大概可以判断它来自晨光文具店。但我并没有告诉外婆。

小册子里的笔迹虽杂乱，但并不久远。里面写着的就是下面这篇故事。然而，小册子的笔者在首页加上了几条长脚注，声称他也不是这个故事的作者，而是他在一次偶然的外出中“听来的”。他写道，他是一个录音爱好者，这是他在一片旷野中录下的低沉声音。他说，他遵循声音的指示，将它分成三幕，集结成册，并依照声音反复提到的书名，给它取名叫《追随者手记》。而那个声音在小册子完成的瞬间，就从记忆卡上消失。

我饶有趣味地阅读这个故事，一度沉溺其中，忘记警惕它的真实性。简单地说，它是一个来自十九世纪的鬼魂的自白。这个鬼魂似乎意识到长日将尽，几乎是急匆匆地把自己的生命故事讲了出来。它讲了一个成长于崩塌的旧世界中的年轻人，从圣彼得堡逃到巴黎，从巴黎航海去南美，又从南美回到欧洲，最后从欧洲来到中国，在太平天国的荣光和灰烬中化为乌有。信仰与恐惧，两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主题，都背叛了他。

很难说，这个故事与我们还有什么关系。毕竟，我们已进入一个新纪元，在这个纪元中，人们对任何历史、叙述都失去信任。人们抱怨并享受浮在半空的感觉。我想，也是基于对今人的失望，小册子的作者选择把它藏在佛像后面，等待后人的开垦。而当我读到最后，发现这竟也是鬼魂的夙愿——他生前也写了一本厚厚的手稿，就叫《追随者手记》。他原本也想把它藏于佛像后头，等后世的考古学家还他名分。但他没有如愿。

我擅自公开这份文稿，想必是违背了两位作者的本意。若你一定要我坦白动机，我只好说，同你一样，我也明白光皆已暗淡，往事成笑谈。可同你一样，我也仍抱有幻想，期待故事被传颂，文字永流传。我们难道不都靠幻想存活吗？

——幕布拉开——

第一幕

我想我已准备好离开。

下面是我的最后一份记录——我将持续地呢喃，直到它结束。它会像一阵旧风拂过你耳旁。在它结束的那刻，我将像火一样消失——不是熄灭，而是闪烁、上升。像一位身形扭曲的芭蕾舞演员隐匿于太空。

我来自十九世纪，已在世上游荡两个百年。半个世纪作为人，一个半世纪作为幽灵。我生于1810年的冬日，圣彼得堡。我死于1863年的夏夜，四川的大渡河中。米嘉，是人们曾呼唤我的名字。

活着的时候，我有一本手记。我本希望，它能流传下去。它是一个灰黄的簿子，由密集的俄文写就。1863年的那天，它随干戈、金银、人头一同沉入大渡河的河底。几条河鱼几乎吃掉它。

世界选择留下什么，失去什么，往往没有规律可循。我的手稿已不知所踪，我却留存下来。我的文字从未有人读过。我的声音搁浅在抵达途中。我的证言弃于历史铁律之外。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我拖拽我的魂魄走过世间。肉身是轻盈的——这往往被活着的人误解。正如树木是轻盈的、土地是轻盈的。而荡漾的火、飞溅的河、疾行的云、鹰的视野、光束、灵魂，则沉重。人常忽视的是，规律而有限的呼吸是一种福祉，而自由与无限是一种负担。

因此我拖拽我的魂魄走过世间。一步，两步。我钻进农人的箩筐，我坐上额尔金的大船，我抓住蒸汽火车的钢把手。我从一个革命的失败走到另一个革命的失败。我从血脉相连的世界走向分崩离析的世界。起初，在漫长的呼吸停止后——我浮出大渡河，还凭着生的余温，辨认感官是否完好，尝试靠幻肢移动。一步，两步。野草上未留下痕迹，河面没有我的倒影。

后来，存在成为一种感觉。潜伏。睡眠。更多时候，我靠两百年来的记忆——而非见证和创造——确认自己存在。直到记忆如此庞杂，紊乱了生命开头和此时此刻，它们如重影般交叠浮现……我预想到，很快，它们将被一位疯狂的织布者织在一起，以一种震颤的、没有节奏可循的技术。记忆成此刻。此刻即记忆。我将迷乱地呓语，随后像火一样，闪烁！上升！消失——

现在，我将集中精力，试着从开头讲起。

首先想起圣彼得堡的大雪。一匹白幕，被缓缓撕成一片片小块儿。雪花后面，乌瓦罗夫舅舅的大宅子显现出来。这是1820年冬天，我十岁。

乌瓦罗夫舅舅，为什么在所有人中，我首先想起你？

盘旋的视线俯身飞进屋里，绕过高大的金烛台，沉默的伟人肖像，灰白的希腊女人雕塑，遥不可及的枝形吊灯，停在你的书房门口。矮小的影子发着抖，躲在门后面。结着冰花的窗前，你弯着腰，你的大肚皮把纽扣挤得几乎崩裂。你正在解剖一只野兔，用镊子夹住它体内一颗深红丸子。野兔摊开的皮像玻璃板上长出的浅草丛。我往后一哆嗦。你抬头，唇上的胡子还冒着热气。你说：“米嘉，不要怕。”

“舅舅，那是什么？”

“那是野兔的心。这颗心让它有生命，能快跑。”

乌瓦罗夫舅舅，我曾多么热烈地追随他，盼他带来文明的秘密。

那时他还没当上沙俄的教育大臣。朋友们叫他乌瓦罗夫而非伯爵。乌瓦罗夫舅舅是那个光明纪元的模范儿子，他一刻不停地阅读和侃侃而谈，使用科学的方法分配每天的二十四小时。德语、法语、西语、拉丁，没有他不会的语言。化学、力学、机械，每一门科学他都饶有趣味。世界是一片尚需探索的海；理性是人的指南。“歌德，当今最伟大的德国天才——”他不止一次向我炫耀，“曾与我亲笔通信。”他把歌德的回信别在腰间。

1820年的冬天，妈妈把我丢在乌瓦罗夫舅舅家。马车上，她告诉我爸爸死了，死在巴黎的牌桌上。她的眼角像云南的森林，常年湿气腾腾，快长出彩色蘑菇。我以为只是去舅舅家过冬，可我再没见过妈妈。

在舅舅的大宅子里，我常常尾随他。我翻看他刚合上的书。我偷听他和朋友们的聚会。那时我会藏在一片窗帘后面，我能听到所有人说话。常常是一些年轻的贵族军官过来。有一次，甚至普希金也来了。舅舅总是最先开始喋喋不休，说他听来的法国新发明——

“乌瓦罗夫，你停一停，停一停。你能不能消停会啦！”一个军官说，“你这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不是欧洲的新玩意儿舶来的太少，现在谁还没有读过伏尔泰和卢梭？我们的问题是俄罗斯自己的问题，是沙皇、东正教和农奴制。”

乌瓦罗夫舅舅大声反驳：“呵！你们啊，总以为消灭这个消灭那个就能解决问题。消灭了沙皇和东正教，然后呢？人民怎么办？你是指望他们乖乖听你们所谓的进步改造，还是匆忙投奔另一个偶像？东正教是一种俄罗斯象征，一种原则——”

军官说：“哈哈，乌瓦罗夫，我们的俄罗斯原则里，有哪一点值得留下？”

“知识多了，人果然就膨胀，以为什么都可以质疑了。”乌瓦罗夫舅舅反驳说：“听着：东正教的存在，是肯定生命的永恒性，是肯定灵魂不灭。假如有一天，人不再相信任何高于此生的东西，以为一生就到死亡为止，不需要再为恶行负责，不需要承担永恒的责罚，那俄罗斯还有秩序可言吗？”

军官说：“乌瓦罗夫，如果秩序建立在谎言上，那总有一天要败露。”

舅舅耸肩：“你在告诉我，灵魂不灭是一个谎言？”

军官凑近说：“乌瓦罗夫，我们只有我们的一生。你解剖了这么多野兔，这个道理不是不言自明吗？”

十岁，透过白色帘布的针线，我小声地呼吸、聆听。我理应腿酸了但我没注意。讽刺的是，十岁的这段记忆将久久地回荡、占据一个未来幽灵的视觉，仿佛童年的窗帘步步蒙住我的眼……舅舅和军官的身形，在柔纱后面演出般地踱步和挥舞手臂，像几十年后，我在一个巨大皇宫里看过的皮影戏。

舅舅知道我躲在窗帘后边。一天夜里，我点着烛灯，翻看他的图书，他忽然在我背后出现。“舅舅！”我吓了一跳。舅舅把手放在我的肩上，他有话要对我说。“我们有幸出生在一个属于知识的年代，可知识是无穷尽的。”舅舅说，阐述他辩论中有意或无意省略的观点，“总有一天，米嘉，你会明白，人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答案。你需要一个答案来活着。”

舅舅与军官的聚会在1825年戛然而止。很久以后我才得知，除了舅舅，其余军官参与了1825年末的政变。亚历山大皇帝去世，他们在彼得堡广场起义，要求废除农奴制和君主专制。尼古拉一世登基的炮火将他们轰得粉碎。大部分叛军被流放去西伯利亚，五个叛徒留在圣彼得堡绞刑。

绞刑那天，舅舅领着我，站在人群的前列。他摩擦手掌，以研究动物的专注来观察眼下的行刑。五个犯人不安分地等待判决，时而抖肩，骄傲一如他们曾在客厅高声辩论时的把握十足。他们以游戏般的死亡结辨。士兵把绳索吊上他们的脖子。行刑发生地很快——他们脚下的板子倏地被抽空。然而，有三位由于体重过大，把绳子勒断了，跌进沟里。随后，沟里传来一声大笑：“多么悲惨的国家啊！他们连怎么用绞刑架都不知道！”

舅舅仍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绞刑架。

士兵们跳跃着，将绳索重新系上架子。另外几个俯着身，将双手置于身后，视察沟里的犯人。绞刑第二次进行，所有犯人的脚都刹那间僵直，随之垂下。嘲弄声停息了。一个士兵踢了一具尸体，它像一个倒转的圆规晃荡起来。人群散去。报童闯进人流中叫卖。新闻传来：“英国人乔治·艾里发明了治疗散光的眼镜。”舅舅仍一言不发地驻留在行刑现场——他在等待野兔出现。没有野兔。没有野兔。他等了很久，才转身。他问带来新闻的年轻人：“艾里用了什么样的镜片？”

我在找一个答案。我注视过许多临别的脸，他们在生将燃尽时，将表情交还给自然。我问他们，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是什么？他们不回答。我说，我已经在这世上飘荡太久，我只要一个答案，就可以离开。我几乎是乞求般地，虔诚地匍匐着，久久跪在他们身前，期待他们施舍我一个词语的线索。他们不回答。

我二十三岁离开俄罗斯，离开乌瓦罗夫舅舅和他富丽堂皇的大宅。离开时我发誓，再也不要回来。这是年少时的气话，一语成谶。当我死去成为幽灵时，乌瓦罗夫舅舅——所幸他没有活着承受他的失败——已成为消匿于历史的群臣之一。早逝的十二月党人，相反，掀开了历史的新幕，被纪念，被拥簇。然而辩论没有赢家。

十月革命时，我已作为游魂，在世上漂泊半个世纪。我听到消息，半是步行，半是搭上一列新式列车，回到圣彼得堡。那时城市已改名叫彼得格勒，面貌与我童年时的记忆大不相同了。人们穿着朴素的军装，像期待长高般，热情洋溢地接受一轮接一轮的紧急状态。短暂的忧愁冲入下水道与临时审判间。空气中弥漫着答案的麝香。

我在故城飘荡。清道夫的工作完成得很好，从俄罗斯到苏维埃，从尼古拉二世到列宁，一切断裂都未留下碎片。人们聚集在新建起或重新命名的广场上，从一个允诺到另一个允诺，为它们欢呼不中断。我来到城中舍列梅捷夫家的故居喷泉宫。小时候，我常听闻这里的传说，彼得洛维奇的水晶球、普拉斯科维娅的歌声。如今，新成立的房屋委员会已将这里划归为一个个平民公寓单元。人们兴致勃勃地革新宫殿内的空间，在原本空旷的走廊里堆放水桶、斧头和煤炭。侧翼的小房间被留用作旧时代的博物馆，密集地陈列油画、雕塑和乐器。

整个喷泉宫，只有一个女人对这一切心怀遗憾。她是一位年轻的诗人，名叫阿赫玛托娃。她和一位嫉妒她、烧毁她手稿的丈夫一起，住在南翼的小公寓里。邻居发现，夏天，她总是背靠在一个铁栅栏上，一只脚倚住黑铁，对着喷泉宫半脱落的黄白外墙发呆。这一年她得到前夫被枪决的消息，这让她夜晚久久失眠。失眠的时候，她便坐到几乎不能被称为客厅的房间中央。一个人坐在一架小木椅上。让毛巾的湿气和墙纸的霉味包裹她。她感觉，喷泉宫里充满了古典的幽灵，盘旋着，牛虻般对她呢喃。“告诉我为何。”她低声复述她的幻听。错了，没有别人，所有古典的灵魂都被消灭干净，只有我整夜地游荡在她四周。而我说的其余所有话都只从她耳旁拂过，像一阵旧风。她沉浸在诗的光荣里。到黎明将至时，她的眼比远方先亮起光芒。她轻哼起一首新诗：“在千疮百孔的屋顶下，我们渐渐冻僵 / 而地下室传出水流的低语：/ ‘我们要抛弃墓穴，叫醒大家，/ 显然，马上轮到我们蓝色的波浪 / 来统治这个城市。’”

1833年，我到达巴黎。这年我二十三岁。我在城郊找到了父亲的墓。墓碑斜着竖在土里，想必当初下葬时，他也是被人漫不经心地倒入坑中。他的骨骼荒唐地蜷在一起，以可怜的姿势呼唤温暖，连接赌瘾和嗜酒的神经还在发疼。酒馆里有人还记得他，“那个会说很多门语言的人”。他拒绝说俄语，也从未告诉别人他曾受过的教育，曾以为自己将肩负的使命，以及他是如何怀着憧憬、敬畏来到这片大陆，为法国刚刚发生的革命心潮澎湃。剧变！剧变！他回到俄罗斯，生了一个儿子，刚要大展身手，却发现这棵盘踞于荒野的枯木早已密不透风——它半悬着眼皮，戴着同归于尽的笑貌，以封闭抵御加速的腐烂……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好了，他又踏回这片魂牵梦萦的大陆，大口饮酒，赌博，对各种肤色的女人说俏皮话，革命破碎的消息在他身后纷纷落下。“Je suis mort.”他在生命尽头小声告知酒馆的陌生人，像悄悄提出一个借钱请求。

1833年我从俄罗斯逃走。那时乌瓦罗夫舅舅已经当上尼古拉一世的教育大臣，正大刀阔斧地改革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学院课程，加入爱国主义课程。他对俄罗斯有了一些新思考，常在晚宴席间与家人分享。俄罗斯忽然有了明确的意涵：“听着——”俄罗斯意指东正教，指斯拉夫人，指蹂躏华沙的铁骑，指沙皇，指现状。他不再提歌德，而是勤恳地翻阅俄文文献，提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论点，声称发现了四世纪的斯拉夫诗歌，六世纪失传的民谣。“米嘉，俄罗斯比你想象的更伟大，对吗？”末了，他反问我。我不作声。“对，还是不对？”他继续逼问。我不作声。

在巴黎的八年，我时常身无分文，靠给侨民做家庭教师的零星收入，将将果腹。在俄罗斯时，我已基本掌握法语，而继承父亲的天分，学其他语言也不费力气。此时的巴黎，汇聚一大批侨民和难民。他们操着各自的母语，现身于咖啡馆、香水店和沙龙，夸耀为拿破仑将军开路的往日荣光，抱怨杜伊勒里宫里阴晴不定的权力交迭，仿佛只有讨论远离自己的事件，才能抚慰异客的心。在乔治桑夫人喧闹的沙龙上，我注意到一个角落里弹钢琴的年轻人。他瘦削、高傲，手指如鱼鳃般柔软。宾客们的高谈阔论，他不关心。他甚至不在当下。他弹的是记忆，是过往，是童年的每一次怅然若失。我落泪了。我上前问他的名字。我还问，他是否来自俄罗斯，因为他的音乐让我想起久违的、大雪纷飞的故国。他用几乎无法听见的法语，礼貌回答我，他叫肖邦，俄罗斯摧毁了他的家乡。

1837年的8月，巴黎的第一座火车站竣工了。整座城市刚从一场漫长的霍乱恢复，贵族小姐和时髦的年轻人们聚在站台边，观赏一列蒸汽火车驶来。我买了票，也随人群上了火车。起步时，它跟一匹将死的马没两样，蹦出几声尖锐的噪音，然后迟钝地挪动两步。但是很快，它加大马力，并且我们发现，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将它停下来。我们挤在车厢的小窗前面，惊恐地抓住任何像把手的东西。田野和树林簌簌飞过。我担心，它会无限地跑下去，带着愈发兴奋的火热煤炭，随铁轨驶向海洋，我们像一条铁皮鲸鱼落入海底。在零星的尖叫声中，我忽然想，我要开始写一部小说。它将是一部伟大的、流芳百世的俄语小说。它的第一个字明天就将坐落在一本崭新的白色簿子上。它讲的是一个两百岁的超级老人，回望他的一生，他令人困惑的童年，他生活的那个夹杂在新与旧中，不知所向为何的世纪。他的声音像一列无法止步的列车，词语在他的嘴边加速。他想停下。他想找到一个终点，然后停下。仅此而已。

于是我到里沃利街上买了一本白色簿子。它那么干净，仿佛不用等到下一刻，就能坦荡地死去。我记得，它的封面有一股淡淡的龙涎香，那是隔壁香水师傅皮埃尔·娇兰的新作。他用化学实验般的古怪瓶子装载他的发明，使衣冠楚楚的青年和贵妇流连忘返。人们把香水倾倒在手腕，脖颈，耳根，裙角，使得自己也有几分钟，几个小时接近美，或声称的天堂。那个年代，人们开始迷恋稍纵即逝的感觉。美成为一种轻盈的幻觉。

当目光被幻觉充盈，人能留下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翻开白色簿子的第一页。此时龙涎香已从我的封面蒸发，娇兰父子开始研发他们新的产品。我小心地把笔悬在空中，组织我开头的第一句话。它很重要。它奠定全书的基调。超级老人两百岁了。两百年后里沃利街的一切都已经坍塌，氤氲的香气和青年的笑谈都消散，而这份手稿也许正躺在博物馆的某个玻璃柜子里，被某种特殊的气体充斥，以防它在接触到空气的刹那灰飞烟灭。超级老人，被时间遗漏的边缘人，分不清回忆与现实的糊涂老头，会以什么语气开始他漫长的自述？我摇晃笔尖，尝试想象那个不可能的角色。若我是超级老人。若我是他，我想我已准备好离开。

彼时那股写作的冲动如今仍令我感到亲切。啊，其余回忆都已淡漠。成为幽灵后，你能感受的东西并不多，然而回想那股冲动，却总能激起一些微弱的感觉。一部小说，一个词语，一个元音。我曾真诚地相信，这是我可以留下的东西。而那时，我越是恐惧死，就越希望在它们身上延续我的生命。

今天，手稿已消失，我却仍游荡在世。正如娇兰的子嗣早已忘掉祖先的配方，他们的生意却留存下来，蒸蒸日上直到今天。到二十一世纪，我已经在许多国家见到娇兰的巨幅广告牌。有时它是巨大的空白，只有中央一行品牌的小字占据你的视觉；有时它则伴随一位性感女郎，眼神里充满野望，但并不快乐。这是这个年代的特征之一，人们普遍相信，他们消费、交易、互相吸引的原因不是为了快乐，而是为了欲望。他们把二者分开，并认为欲望可以把握，而快乐不可得。

这个年代的技术、资源、社会机构都以欲望为核组织起来。希腊不再是一个参照对象。人们似乎并不怀疑，欲望或许同快乐一样，也是虚无缥缈的——而因为它被把握了，所以它是可把握的。人们首先攻克日光的限制，因此有了电灯。再攻克声音的狭隘，因此有了电话。再攻克想象的限制，因此有了电影。再攻克思想的极限，因此有了电脑和网络。在我说话的当下，人们又发明了接入大脑的芯片。而在攻克死亡这一终极问题之前，人们还宣称，终于消灭了欲望的第二大障碍：凭借新发明的区块链技术，我们将消灭遗忘。讽刺的是，人们越是攻克什么，就越被它吞噬。

我与人们一同游荡在世上。我与他们一同步行，坐车，坐下或奔跑。看他们重复手指的动作，眼球上下飘忽，捕捉屏幕上的复杂信息。看他们愤怒，转眼又欢笑。看他们强迫自己记住，转眼又忘掉。人群中有时你很难分辨，究竟谁是幽灵。两个世纪以来，制造幻觉的技术大大成熟了。在不远的将来，人将可以完全生活在幻觉中。写作将无必要。书籍将如手机变薄。往事皆笑谈。

1841年，我在一个巷口遇到一个微胖的外省人。他正站在一个台阶上，不时将右手挥舞起来，用一种属于未来的语气，滔滔不绝地演讲。台下已聚集了不少听众。

“在野蛮的年代，人们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是上帝？什么样的宗教最好？人们苦苦追问逃不出来！”他的声音洪亮，“幸运的是，康德替我们避开了这个无底洞。他不问上帝是什么，而问人类为何产生上帝这个观念。答案在我们的时代到来以前就已经产生——我们在宗教和上帝中望见的，实际上是我们人类自己。没有人，就没有上帝。”

底下一片哗然。

“康德替我们迈出了第一步。今天，我们要迈出第二步！”他说，“跟宗教一样，我们问什么是政府，什么样的政府最好。但我们在问题中望见的，仍然只能是我们自己，只能是个体的自由！最好的政府，正如最好的宗教，是一个假的允诺。真正的问题不是谁来统治我们，而是我们是否需要统治，我们在任何形式的统治下能否实现自由。千百年来，政府、国家、权威被当成理所当然，而它们就是最大的神话！今天，就是我们破除迷思的第一天：这个世界上，不应再有国家，也不应再有政府。”

这时开始有人喊，什么？还有人说，法兰西万岁！更多人悻悻走了。可他的语言里那种宣言般的、未竟教化的激情却俘获我。演讲结束后，我尾随他走出人群。“先生，先生！”我在他身后呼唤他，“您的演讲太动人了，可我还不知道您的名字。”他回过头。他有一张宽阔的脸，但疑虑和责任感将他的五官聚拢，并导致他过早脱发。他告诉我，他名叫皮埃尔·蒲鲁东。若我有时间，可以去咖啡馆聊聊。

咖啡馆里，顺着一股忽然涌起的信任的热情，我向他倾诉他我的来历。我说我来自俄罗斯，是一个酒鬼的儿子，一个逃跑的人，已在巴黎漫无方向地生活八年……我充满热望地看着他，语无伦次：“先生，您不知道，您刚刚在演讲中提到自由，我一下子泪水涌上来。我忽然明白我汲汲十年来一直追寻的是什么，是自由！从污臭的、懦弱的、攀附的观念中挣扎出来的自由，可我做不到……”

“你能做到。每个人都必然会做到。”蒲鲁东听完我的陈述，信誓旦旦地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他带我来到一个近乎废弃的剧院。穹顶已经开裂，光从缝隙落下来。灰尘积压的红色幕布披在前排的观众席上。他抖动着肚腩灵活避开左右的木屑和积水潭，领我爬上二楼。他转进一个小房间。那是大人物曾看戏的地方，有直达舞台，睥睨观众的视野。现在，这里聚集了六七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他们正聚在一台小型的装订机器边，装订小册子。墙边，堆放硬木板，床铺和脏短袖。“欢迎来到互助社。”蒲鲁东对我说。

“你们把这里买下了吗？”我问他。所有年轻人都笑起来。“我的朋友，没有人可以从别人那里买走任何东西。”蒲鲁东说，“财产即盗窃，正如奴役即谋杀。”

“在互助社，没有谁可以成为谁的主人。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分享。”

“我的朋友，你说到自由。”蒲鲁东说，“从大革命起，人人都说要自由。五十年过去了，当初的解放者成了什么货色？为什么解放者的压迫，总比压迫者的压迫还要残暴一倍？为什么自称给人民代言的人，专制起来掉多少人头也不在乎？我的朋友，历史已把我们推到这个处境：什么都崩塌了，大多数人却还听不到召唤。我们只有靠自己，找到一种新的正义，把以前所有概念、形式都踩在脚下！真正的解放者不止盯着枷锁——他必须首先解放自己。”

“我的朋友，你将发现，没有什么能阻挡属于我们的未来。”临走时，他对我耳语。

回到住所，我仍在一阵恍惚的眩晕中颤抖。几天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南美有一位意大利水手，名叫加里波第，带领十四人的队伍，击败了几百人的巴西军队，保护了巴西海岸新成立的共和国。报纸上说，神秘的加里波第是我们时代的奥德修斯，早年在意大利随马志尼革命起义失败，从此像海盗般穿梭于大西洋，居无定所，自由航行，义薄云天。我放下报纸。当晚，我打包好行李，次日坐上去巴西的船。

（第一幕完）

——幕间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