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的第一个二十小时
（一）
二十岁的我睁开眼的第一秒钟，就知道这又是平凡的一天。
但它应该是不平凡的。对于这样特别的整数，应该有庄严的仪式感。睁开眼的第一秒钟，我就已经不是十九岁的我了。不再是一个少年，不再有犯错的权利和胡思乱想的借口。我已经与过去诀别了——在这颠覆性的一夜里，胡须应该爬满我的脸颊，心灵应该变得刚硬和决断。可我睁眼的那一刹那，生活居然还是那么平凡，连贯得不可思议。
你早该想到的。他说。这样的平凡，这样的失败。
他是我颅内幽灵般的声音。总在他轻柔耳语之后，意识才逐渐出现。他是我思想的母亲，形而上的主人，却让我自以为自由。他说得对。这样的平凡和失败，我早该想到的。他总是对的。而我幻想过三十三岁，四十五岁，八十岁，却唯独没有幻想过二十岁。它太近了，近得让想象都看不清。也许唯有十七岁时在书店的某一天，我才短暂地勾勒过三年以后的自己。那天我读了萨冈的《你好，忧愁》。十九岁，十九岁的她就写出了这样的书。二十岁的我，也可以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吗？
我早该知道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像我这样的懒于观察，惰于起笔，怎么可能写出伟大的书呢。二十岁的我，文件夹里躺着七篇小说的开头，都无疾而终。他是对的。他亦深知我的怯懦和虚荣——这样显而易见的平凡，我只是不愿去面对而已。我总试图去解释他的话。即使到后来，幽灵早已走远，记忆已经不那么可靠，我仍然试图解释他。就像人类捡起海边的石头解释宇宙，宗教从断续的书籍里寻找灵魂。
我起身，去水池刷牙。水龙头盖又掉了下来，我把它重新安上。在我走后，走后的许多日子里，它仍然会反反复复地掉下来。除非有一天一位愤怒的住客将它丢出窗外，或是旅店老板狠下心来将水池翻新。否则它仍然会掉下来，每一次都掷地有声。老板是个好人，几天之前我告诉他我将少待一个礼拜时，他露出明显伤心的样子（我将少交一礼拜房钱），然而他并没有发火。他说，“我现在要去工作了，我每天都非常忙，我需要一个人打扫这里所有的房间。”然后他睁大眼睛重复了一遍，“一个人！”仿佛是在乞求我的同情，在我同情他辛苦劳动的间隙忏悔自己少交房租的错误。而他是个强壮的男人，比我强壮得多，他有理由发火。所以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我刷完牙，剃了下巴上刚探头不久的胡茬，仿佛待会出去会有人注意似得。“人要活得有尊严。”妈妈对我说过。可是若没有人在意，尊严岂不是一样多余的东西？此时此刻，我又有了一丝不甘。我期望这二十岁零一天的平凡只拥挤在这个十平方米的小屋里，而外面则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了。天空是紫色的，汽车漂浮在空气里。
我关上门，走到世界里去。
（二）
慕尼黑的工业区，和许许多多的工业区一样。压抑，古板，并没有因为口口相传的德国式严谨而生机勃勃。而慕尼黑的市中心，则完全是另一幅光景。那里有川流不息的人群，忙不过来的售货员和永远兴高采烈的街头歌手。古老教堂在阳光下耀武扬威，名牌首饰闪烁着富人们的笑脸。就像瀑布和低洼。瀑布再怎么气势庞大，周围也永远遍布低洼。
我想起自己的十岁生日。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清楚。在七月十一号，肯德基打来电话，“小朋友，再过四天就是你的十岁生日了，你考虑来肯德基用餐吗？”他们居然记得我的生日。我想。其他许多人都不记得，而肯德基记得。我要去肯德基过生日，我这就去和爸爸妈妈说。
在七月十五号，为了不让生日冷场，更不想让肯德基难堪，我勉强找来几位并不很熟的朋友。我在门口等他们，焦急，怕他们失约。三年级时，我第一次和同学约看电影。我站在影院门口，直到电影结束，他也没有来。这次，我也怕他们不来。“有几个小朋友啊？”妈妈问我。“同学，”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四个同学。”
后来，他们都来了。肯德基的服务生给我戴上了金色纸质的皇冠，我们坐在特别划出的生日专区里，一起吃了蛋糕，大家给我唱了生日歌。那是快乐的一天。六年以后，这家肯德基被拆了。拆之前，我在里面最后吃了三份土豆泥。在它被拆之后，那些柜台的收银员们都飞去哪里了，那个从来闷声拖地和收拾盘子的阿姨呢，那个给我戴皇冠的服务生呢？还有那个给我打电话的肯德基姐姐，我们素昧平生，她还记得我的生日吗？
我走在去公司的路上。我没有对行人微笑，行人也没有对我微笑。我不知道行人的生日，行人也不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对这样的游离感到满足，仿佛我是个彻彻底底的局外人，自由穿梭于过去现在和未来。我想起伍尔夫对清晨集市天才般的描述：几百年后，这里会荒草遍野，只剩骷髅指尖的戒指，和嘴里的金牙。她是如何想到如此天才的描述。难道只是啃着笔尖的刹那，或是靠在椅背上的一念之间，就涌现出这么美丽的句子？然而她最终无法忍受精神的折磨，往口袋里装满石头，溺河自杀。这又公平得过于残忍。
伍尔夫是不幸的。我想。这世上没有公平和不公平一说，只有幸运和不幸运。我想起那些挣扎的年轻人，无家可归的老人。我想起能量守恒和宇宙膨胀。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公平，而我们已经足够幸运。
我在一家小公司实习。在这家小公司里，人人都并不显得很忙，倒是有些怡然自得的味道。没有人知道今天是我生日，不过正巧没有给我安排什么工作。我坐在位子上看完了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我早该把它看完的，这是E在我们认识一个月时借给我的书，过了三年我都没有还给她。然而比起这些回忆，书本身却让我失望。海明威用词简洁，但力道不足。浓墨重彩的拳击和斗牛并不惊艳，反因暴力而落入俗套。那些欣赏海明威所谓硬汉写作的评论家们，是否也只是为自己的原始冲动找借口呢。我曾喜欢过他的另一本《流动的盛宴》，现在也不喜欢了。
这平凡的一天，我该如何度过呢？读书是个不错的选择。在一个适合读书的咖啡馆，在大学城。前天我在大学城发现一片美极了的街区。敞开的慕尼黑大学，门口的水果贩子，在夕阳的余晖下有西班牙街区的风格。我并没有去到过西班牙街区，只曾在杜鲁门的小说里见过，女主角在书末的西班牙街区里丢了一只猫。他们说《蒂凡尼的早餐》里有最美的奥黛丽·赫本，而我并没有看过电影。然而此时此刻，安静的慕尼黑大学一角，红色的夕阳余晖下，我突然想起她。
在每一个我自认为重要的日子里，我总想做些不会后悔的事，来给接下来漫长而无名的日子一些安慰。小时候的新年里，每当听到爆竹响起，或是人们一起倒计时，我总要坐到书桌前，仿佛在那个特定时刻做的事，会成为接下来一整年的主旋律。仿佛我永远不会再大把浪费时间，生活是新的。仿佛神灵只在那一刻降临人间，万家灯火中唯独看到书桌前的我，于是毫不吝啬地挥洒下他的祝福。
我会在那个前天路过的咖啡馆里，在阳光没那么刺眼之后，坐在门口那个黄色软皮沙发上读书。只要热巧克力就行，不要咖啡。如今我早已失去了信仰，甚至连儿时的迷信也没有了。然而那些可笑的习惯——在特定的日子里假装正经——却依旧延续下来。它们像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行走只是为了行为本身，在失去了信仰的前提下，仍然荒谬地试图寻找意义。
对，我要在那个黄色沙发上读书。在察觉天黑的那一瞬间停下。在停下之后，离开之前，我会寻找到意义。然后我会把这一切都写下来。他说，就叫二十岁的第一个二十小时。
（三）
在五十八天零十三个小时之后，我又打开这个文档。文件夹里的未完小说，比上次又多了三篇。我已经从德国回家，又从家里回到美国。我穿过有花的街，看到三两成群的女孩。她们刚刚健完身，有红润的脸蛋，高挺的胸和长腿。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我有时会看手机。走路的时候，我却不会看星空。
我早就想好，（三）是此文的结尾，是要在下次打开文档时写完的。而我亦曾想到，这五十八天，甚至五十八年的生活，会像壁虎的尾巴一样掉在地上。我想的没错，除了时间的流逝，并没有什么改变了。人的大脑，也许只选择记住光辉和特别的日子，而剩下的瞬间，就用掷骰子的方式，是六才可以留下，剩下的都撕掉。
然而生日的那天，却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般发展。我没有去咖啡馆，自然也没有坐上门口的那个黄色沙发。那天下午，老板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告诉我同事生病了，想让我代替她去跑马拉松。后来，我们一起去了曾经的奥林匹亚中心。德国人将这里翻新，就像一座座重建二战中被轰炸的教堂一样。来跑马拉松的人有很多，广播里说，有三万五千个人来了。之后，它开始放起粗糙的摇滚音乐。我们挤在人群里。父亲把女儿举上头顶，好让她看到人海的苍茫，感受文明的繁衍和伟大。后来，我们终于跑了起来。我超过了一些人，又被更多的人超过。那时我突然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充满哲学气质的呓语者说，我已经厌倦了向前走，如今我都往回走。他觉得他看到了更壮阔的人生。最后，他被汽车撞死了。
我走走停停，总算到达了终点。终点在中央的体育馆里，四周是层层的座位，螺旋而上。我感觉自己像陷进沙滩的贝壳。我看到家人们互相拥抱，也有朋友们喝酒庆祝。后来，我一个人坐车去了牛排店。我是店里的最后一个客人，吧台的服务生正一个个地擦玻璃杯。再后来，我回到旅店，睡觉了。睡觉之前，我叮嘱自己，这是意想不到的故事，要写进（三）里。
离开旅馆的那天，我并没有见到旅馆老板。但将来的某个日子，我会想起他。他总是很急，很利索，有做不完的事情要忙。那是在后来，我在北京的一个雨天去路边的摊铺上买炒面，摊铺上的女人就像他一样利索。她说她来做这一行已经四年了。收入并不太高，但是自由。我还问了她的孩子，她说放在河南老家了，今年十岁。她说她会回家看他的。她对我坦诚相待，我却什么也没有讲。我也并没有告诉她，她让我想起一个旅店老板，一个遥远的，水龙头盖咔咔作响的旅店的老板。
在那些光辉和特殊日子之外的瞬间，地铁上的时光尤其多地幸存了下来，亦真亦幻。地铁上的人很多，就像马拉松时女孩眼里黑压压的人群，闪烁着文明骄傲的光。地铁上人们看手机，或是站着发呆。我想起德国诗人Andreas Gryphius的诗句。“我又能说什么？我消逝，如强风中的一阵烟。”那时尚值十七世纪，德国人面临三十年战争，遍尸荒野，诗人的世界里，只有死亡和消失。而如今这地铁亦摇摇晃晃，不知要驶去哪里，诗人们却都不见了。
在下一站到来之前，我又想起他。那个我颅内的先知。二十岁的第一秒，我就听见了他的声音，而这五十八天里，他竟销声匿迹。是我盲目的适从和不自知的狂妄掩盖了他吗？是我的思想和意识已经停滞不前，而他并无出现的必要吗？还是他已经走了，走远了，连告别也没有说，像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
可我还是想望，在下一站到达的时候，在我发现车厢空无一人的时候，我一个人走出门，看见骷髅和废墟像仙人掌一样散落在沙漠里的时候，他能再次出现，对我说：
跟我走，我们去开垦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