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厂的日子并不让我意犹未尽。它是一段很清楚的时光，清楚到在许多日子过去以后，试图挖掘它仍像嚼一颗樱桃的核那样一无所获。故事的果肉早已被吮干净，而劳动的核食之无味。缺乏创造力的劳动并不能使我觉得光荣，但也不使我觉得空虚。我知道自己在做电容器，是某个庞大工程的一个小关卡；我的劳动有意义，我的人格无关紧要。从三楼的层层卷绕到一楼把它放进试错机里，我是小电容被动的，缺乏激情的创造者。我看着它被装进箱子里，被卡车运走，被运去新的工厂。在那里它被焊在电路板上，电路板被组装成笔记本电脑，被拍卖，被拥有，被遗忘。它让我想起不久前在火车站书店墙上读到一副墨字，“一母读书十代圣贤”。小电容显而易见的命运在经过我的流水线后就与我无关了，如同人群里我与无名的圣贤之母擦肩而过。也许某个晴天我会回忆起它的模糊样子。

在流水线上我就开始计划起我的出逃。一个晴天，一个货不多的日子，最好在中秋节以前。做工会阻碍思考，双手忙碌着，挣扎的大脑一会儿就空荡下来。而机器像是顽皮的孩子，喧闹，时刻需要关心，但永不成长。在嘈杂声里，只有不现实的自由幻象会闯入脑中，它催促我逃避。事实上，流水线上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幻想——等本金足够了，离开工厂，去开一个小店，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如果这辈子注定要在工厂里，那就努力让孩子将来可以自由。

在中秋节之前我辞工了。一个晴天，北回归线边的东莞一如既往的大太阳。会计翻阅电脑上的excel表格，条条框框里的数字报告她我的表现。总共的工资是857块。她说。有两个晚上加班你都没有来，所以扣了52块。她把我领到楼下，让我坐会，等会儿她会统一把工资拿下来。和我一起等的是一个老头，穿着成龙在洗发水广告里披的功夫衬衫。他说他叫陈勇，53岁，岳阳人，岳阳楼的岳阳。他在食堂工作了二十天，天天切菜翻锅子，太累，吃不消了。他说他本来也不需要打工，儿子和女儿都已经当家了，一个公务员一个教师。他二十天前过来，是因为在这里打工的老婆生病了，他过来陪她一下。陈勇说，他回去之后老婆还会继续在食堂干活，因为她才42岁，年纪还轻，吃得消。

莫燕也来了。我第一天上班时就遇见她，她说教会小黎以后，她就辞，没想到我们同一天走。这天她穿着浅绿衬衫，花裙子。一开始，我都没有认出她。工厂里，我们都穿统一的蓝色工服，让我以为这是他们的本来模样。

莫燕说，啊，你也在。她说，等一下她老公就会开一辆小面包车过来，接她去深圳。

我冲她笑笑，想象他们在路上的时光。后视镜上挂着廉价的玻璃菩萨像。空调坏了，他们就把窗户摇下来，亚热带的风打在脸上，混着尾气，商场，尘土和叶子的味道。丈夫吹着口哨。莫燕抱怨这个月辛苦疲惫，而她迫不及待要去见见两个人的小屋。外面的风景与他们无关。在明天到来之前，他们快乐又自由。

——

我本来想开一个奶茶店，去年。胡哥告诉我。

他说，本想东借一点，西借一点，就先勉强开起来。后来，去了各种学校周围，不是已经有对手了，就是位置实在偏僻。最后，觉得自己不现实，还是回工厂了。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去年QQ空间里全写着。我问他，为什么想开奶茶店？

因为她。

她说，你不可以一辈子在工厂里，一辈子没出息。

胡哥说，我喜欢她十多年了，从中专起就喜欢，而那时我们已经不在一起了。我和她上一个小学，她一直是那种假小子，活泼，还有些湖南人的泼辣，对谁都不客气。大家都喜欢她，然而她不喜欢我。她喜欢另一个男孩，我一个村上的，我一直叫他哥，但从小就讨厌他。

后来，她上了师范大学，学钢琴。现在，应该也毕业了。我不知道。我们已经半年没有联系了。之前我们的关系一直是若即若离，这一次，应该是彻底结束了。

我知道她并不喜欢我，只是因为她喜欢的男生对她没有感觉，而我却总是站在她身边。我也遇到过许多对我有好感的女孩子，甚至以前厂里有一个十七岁的女孩说，她想嫁给我。但为了她我全都拒绝了。有时我想，如果我只能像这样一直站在她身边，我也很满足。她和我开过情侣空间，也和我在QQ炫舞里成为夫妻，可我表了许多次白，每次她都只是说，我把你当最好的朋友。

其实我也知道我们不可能。她爸爸是教育局的，妈妈开店，我们家境差距太大，她父母不会同意。但我总觉得，我们有种特别默契的感觉。你懂吗？灵魂伴侣。

我还在上学的时候，一直想要两样东西。一样是钱包，因为我零钱总装在口袋里，老是掉。一样是手上环的红丝带，我看别人女友送他们的丝带环在手上，好酷。但是男生自己去买，总显得娘气，我就一直憋在心里。结果你猜怎么着？那年生日我收到她寄来的包裹，撕开，里面是一个钱包，钱包里是红丝带。

我们也并不是说性格完全就合适。我比较随便，人大大咧咧，只要过得开心就好。她较真。回家了发现超市多找了一毛钱，都会走一公里的夜路赶过去。我也理解，因为她学钢琴。我曾经坐在她旁边看她练琴，一句句子好几遍都弹不对，不较真怎么行呢。这样就容易闹矛盾。我在厂里上班，平时每天都很累，下班有时聊着聊着就睡着了。她就发火。等我醒来再发给她什么，她都是过半小时回个“嗯”，“哦”，好像根本不在意似的。后来，干脆三个月不说话，两人都把联系方式删了，要永别。

然后三个月以后，有一天，我突然想她了，翻来覆去地想，可是我已经联系不到她。这时候，电话就响了，是她。“我想你了。”“你怎么会知道我手机？”“我怎么忘得掉呢。”

你说，人是不是真有心灵感应这种说法？为什么我想她的时候，她恰好也在想我？我们就又熟络起来，又分开，又熟络，再分开。每次分开久了，突然有一天我想她想到辗转反侧，她就偏偏也会通过各种方法找到我。

灵魂伴侣，soulmate。

你刚刚说的那个词怎么拼？

s-o-u-l-m-a-t-e．

对，就是这个词。她说，我就是她的soulmate。

她较真，她说我不能一辈子呆在工厂里，一辈子没出息。那是去年了。其实，谁想呆在厂里呢。每个人都想出去，可出去能做什么？

但她那句话击中我了。我想搏一次，为了她也为了自己。第二天下午我就从工厂里辞工，一个人坐火车回了湖南老家。你知道的，我失败了。没有人借钱，机会也不好。后来我就回到厂里，一直过着现在这样的日子。到了今年，她快要毕业的一个晚上，她突然打电话给我。那时她已经在KTV里喝得烂醉。她走出喧闹的房间，告诉我，昨天有个男生跟他表白了。

我问，那你答应他了吗？

她含糊其辞，说她也不知道。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他、做好准备要谈恋爱了。

我说，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把我当什么？

电话那头她不说话。顿了一会，她跟我说，从今往后，你在那边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一个人照顾好自己。

那是她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了。

胡哥说，做人还是得脚踏实地，一步步来。他说，其实厂里的生活也挺好。他是个归属感特别强烈的人，而厂子就是他的家。

难道不是在家里更有归属感？

他摇头。他说，有时回家，坐在空空的凳子上，熟或者不熟的亲戚过来招呼一两句，会觉得陌生，尴尬。而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比如过完年回到厂里，就会觉得，啊，又回到熟悉的地方了。

但是。他说。有时过节，也会突然想家，想一些人，许多事情。有一年他还在广州打工，过年他留在厂里。大年三十的晚上，他一个人在宿舍吃泡面。前一刻他还在玩手机上的游戏，觉得好好的。吃着吃着，就哭了。

——

相识是件奇妙的事，它让我记忆充盈起来，像浴缸里吹起一个五彩斑斓的气泡。从前我只记得姑父厂里的那个半裸男人。他在火炉边用黑色毛巾擦汗，而我既不知道他的名字，也忘记他的长相了。而现在我会想起许多人，记忆里他们神态迥异。然而气泡总有破碎的时候，那时生活又要回归平庸，作为自私的叙述者，我渴望在那之前就将它收进包里。我离开工厂的时候是个清晨，中秋的前一天，室友们都在睡觉。我拎着拉杆箱就下楼，并没有打招呼，也没回头最后看看。我坐进车，挤进地铁，去深圳热闹的街，那里人们三五成群享受假期。

我是惭愧的，逃离并不能缓解它。我倾听，甚至引诱他们说出许多故事，然而知道自己对此无能为力。除了附和和推波助澜，我并不能帮助他们，或者说，帮助并非我的初衷。我走了之后，每个人的生活都要继续，许多失败和妥协还要往往复复。

在走的前一天，我去了观澜高尔夫球场。那是亚洲最大的高尔夫球场，从我们厂里走过去，只有三百米。后来小杨告诉我，他吃过午饭常去那周围转转，但从不知道那里是个高尔夫球场。观澜高尔夫有二十平方公里，绿水青山，但门口有虎视眈眈的警卫和石狮子，不坐车就没有资格进去。球场是个世外桃源，里面一应俱全，会所，国际学校，像金字塔一样的物业大楼，它们告诉你有些人值得在拥挤的广东偏居一隅。在里面兜风的时候，我有时会忘记三百米外就有一片比球场还小一些的工业区，那里有打铁声，塑胶味，一群忙碌无言的人和日夜不休的机器。在酒店前面我看到一辆法拉利，大腹便便的人坐在右侧的驾驶座，应该是个香港老板。他看到我在盯着他，眉头紧锁，如果身边有把扫帚，大概会招呼门童来把我清理出户。这当然又是我的stereotype在作祟。没有面对面地坐下来聊天，我怎么会知道八十年代他在铜锣湾的福建小吃店里挥汗如雨，怎么会知道三次破产都打不倒他的东山再起，又怎么会知道他对高尔夫和福田二奶村里的小花孜孜而真诚的爱。然而他是不缺镁光灯的，世界会记住他口中的自己。和尼采所说的不同，强者迟早会在历史里脱颖而出，连同一大群闪闪发光的乌合之众。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弱小并不是他们的主动选择。他们生活在舞台的影子里，他们的故事同样值得被传颂。

在中秋节之前，我网购了一箱月饼，到货了才发现是隔壁食品加工厂的产品。四天前它刚刚出炉，随着淘宝货车浪迹天涯，最后回到了一墙之隔的这里。我挨个宿舍送月饼，许领班，蔡大姐，王姐，暖娟，最后送给李师傅。那时李师傅在躺椅上睡觉，我把月饼递给他，他不好意思要。我硬塞，他穿着一条内裤就追出来，追了一整层楼。他说，不用，不用，你自己吃，你自己吃！我说，快中秋了，就一个月饼小意思一下。他乐呵呵的，高兴坏了，忙说谢谢。李师傅在最劳累的岗位，身边的朋友是张牙舞爪的铁架和两台布满焦油的电扇。粉尘渗进他的皮肤，吞噬已经稀疏了的头发。或许中秋的时候他会想家，想妻子和孙子，想南水北调已经冲到湖底的家乡。

当然了，还有胡哥和阿雷。胡哥先吃了一个，觉得好吃，就又带了一个在身边，说上夜班吃，结果早晨回来也没舍得拆。而阿雷则是一直把月饼放在床头，到我走的那天也没动。我说，吃吧，还有好多呢。他笑笑，说，吃，吃。

我记得第一次走进宿舍的时候，是个黄昏。空调在吹，风不冷。胡哥和阿雷是半裸着的。窗户是一片碎玻璃，碎了的地方用旧报纸填上。窗外是厂房和田野，田野上是回家的农妇，她弓着腰，戴着斗笠和红色袖套。我和他们问好，互相交换QQ，阿雷的名字叫“葬の一生”（胡哥说葬和殇是小学生最流行的名字，我羞红了脸），胡哥的则是一堆我念不出的部首，而成成的叫“我的男神希特勒”。阿雷改备注的时候问我的名字。我告诉他，中伦，中国的中，伦理的伦。

什么伦？

伦理的伦。

胡哥在旁边嘀咕说，放心吧，他不认识的。

滚蛋！阿雷说。

过了一会，阿雷还是扭扭捏捏地走过来，说，我真忘记是哪个伦了。

阿雷，阿雷，永远天真可爱。我辞工那天胡哥轮休，我们一起去吃路边的烧鹅饭。胡哥说，二十天前他和阿雷坐车过来应聘的时候，也路过了这家烧鹅店，阿雷当时口水就快流下来。之后每次想出去吃饭了，阿雷就说，去吃烧鹅饭。他一直念念不忘。

我最后一次见阿雷是辞工那天的晚上，我想请大家最后吃一顿夜宵，但阿雷要上夜班。夜班之前，他像长途汽车上的青年一样，在宿舍里用手机公放起了音乐。最后一首是《同桌的你》，他边唱边出门远去：“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

——

辞工的那天晚上我请大家去吃夜宵，以此作别。

我叫上新室友炫朝，胡哥，成成，庚壬（许领班，我们同龄，他不让我叫他领班）和小杨。路口我见到十五岁的小黎，他是我在厂里的第一个朋友。他正要和室友去网吧，我叫住他。我说，一起吃夜宵吧，明天我就走啦。他“啊”了一声，东张西望。室友在前面催他，他看看我，摇摇头，转身走了。

我们一起去吃潮汕虾粥。两锅粥，十瓶啤酒。饭桌上，我问，大家一个个说说，接下来有没有什么理想？他们笑起来，我也跟着笑。话题太突兀，和刚刚谈到的女人们格格不入。这时候，喝红了脸的炫朝第一个说话。他说，我的梦想就是一点点攒钱，以后有一辆自己的货车。

炫朝是我们宿舍新来的室友，比我来得还晚。新人是厂里的常见主题，以致后来人们都对陌生面孔习以为常，而他所填补的空缺，那个离开的人，却很快被大家遗忘。炫朝今年27岁，是品管部的阿全介绍来的，虽然都是桂平人，但不在一个村，所以炫朝没见过蛇。他之前几年都在中山开货车，中山工资太低，就想来东莞打拼。炫朝以前告诉我，他姐夫是黑道上的，十三岁就出去闯，现在在老板的赌场里工作，每天上班6小时，老板就给600元。有人在赌场里欠钱了，他们就把他关进山下的小屋子，拿竹扁抽他，第一下皮就会开。如果打昏，就再泼辣椒水让他醒过来。但炫朝说他绝不会去做这样的行当，他说他只是想有一辆自己的货车。饭桌上他告诉我们，老爹把一生的积蓄，三十万，都给了哥哥，希望他一步步做自己的货车生意，但哥哥转手把车卖掉，赌博和玩女人，现在都败光了。他涨着喝红的脸说，我现在只能靠自己，但总有一天我会有自己的货车。

胡哥说，他还是想先一步步来，攒到钱再说，不要一开始就想这么多。

胡哥说他曾想开奶茶店，但后来才知道不切实际。他说人不能想得太远，否则会忘记自己是谁。我说你放心，你是我们这里最会说话，最有人缘的一个，以后肯定有机会。胡哥似乎给感动到了，说你和成成才是我出来打工这么久遇到最好的室友。他说，之前的厂里全宿舍的人都是低头玩手机，有时候一年也说不上一句话，还有的人喜欢在上铺自言自语。这些天我很开心，然而你这么快就要走了。煽情的胡哥让我也想起许多和他一起的日子，他在烤鱼铺里跟我抱怨他坏脾气的亲弟弟，总在外面被人欺负，回家找老人发火。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能在郴州街头的奶茶店里看到他，那时我排在一队小学生后面，他们手里攒着皱了的十元钞票，摩拳擦掌。最前面的胡哥披着围兜应接不暇，吩咐伸手要奶茶的小朋友别烫着。然后抬头他看见我。

成成说，他的目标就是赚很多的钱，找一个女人。然后呢？赚更多的钱，找更多女人。

大家都给他逗乐了，只有他自己不笑。他没有说实话。第一天晚上我看到他的QQ名字笑出了声，我说，为什么你的男神是希特勒，不是毛主席？他告诉我，毛主席已经有太多人崇拜了，希特勒还比较冷门。我说，难道你对种族灭绝情有独钟？他思考了一下，说，不，我不认同这个，但是我崇拜他从一无所有到靠自己奋斗登上巅峰的精神。他偷偷告诉我，做人不能像工人那样，只盯着眼前小利，而要想着做大事。他在之前的大工厂里组织公会，想办工人报刊，让每个宿舍的工友签名，结果第二天就给人举报开除了。我说，白手起家固然好，但你要权力做什么？他又陷入沉思。他说，光是那一步就够难了，之后……做好事吧？我的追问让气氛迅速变得尴尬，他于是给我说起他过往的女人们。

庚壬说，他也想一步步来，先提升自己的硬实力，再去想出路。

庚壬（我仍习惯叫许领班）是我见过为数不多真正优秀的人，他和颜悦色，任何时候都处乱不惊，好像事情永远不会搞砸似的。他说他要是能继续读书，一定会读下去，但家庭条件不允许，所以现在，他会休工时自己看一些管理类的书籍。他说他初中毕业的时候十五岁，去深圳的工厂里打工，黑压压的都是人，没有假期，没有休息。他今年二十一了，和我一样，见过的社会却比我大得多。有一天我翻到他去年写的状态，“从今天起斩断自己所有情感，让自己变成冰人，现实社会什么人都假，不再相信任何人，可是说到做不到。”我想他大概也被伤害过，侮辱过，而如今的温婉如玉和处乱不惊则是浮士德的礼物。在众多安慰的回复底下，只有“love me”说，想爸爸了吗？庚壬回，恩，还有两天，就是三年了。

小杨说，我不知道。没有。

小杨是很现实的人。专心工作，有个女朋友，一起租了房。他喜欢在网络上发永结同心和知足是福的鸡汤图，如果只是看生活状态，你会以为他是高楼里一个声称喜欢跑步的办公室白领，或是静安区一个42岁的幸福妈妈。他看大家都看着他，沉默之下有些尴尬，便说，我是个随机应变的人，等机会来了，就会抓住。他其实不必说这些话，没有目标并不可耻。我想起在深圳遇到的一位畅销书女作家，31岁，花枝招展，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了：一个外国老公，一个文化公司，一群奉她为天才的粉丝。签售会上，她说，接下来我就只想慢慢等我的公司上市。仿佛她对未来已经了如执掌，生命只剩下播种和坐享其成。我想大概没有人可以看这么清楚，摘掉欲望的眼睛我们都在盲人摸象。

小杨转头问我，那你呢？你是什么想法？

我啊。我说，我想写本好书，四处走走。我还想不清楚自己是谁，要做什么。

他们点头。后来我们兴尽而归，互相作别。工厂里机器仍未停止轰鸣，月亮是圆的。接下来去哪里？这块土地上还有许多有趣的地方，许多。人不能漂泊一辈子，但在声嘶力竭之前就安居乐业也未免可惜。我希望有一天还能再遇见他们，那时我们都沧桑，衰老了。那时我们说起之前熟悉或者陌生的故事，都笑逐颜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