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开始，我完成了一楼的全部工序，上了二楼。

之前听一楼的工人说，和二楼的人们比起来，我们这点辛苦一点都不算什么。他们的话让我觉得，我就要下到但丁炼狱的第二层了，会看到狄多被大风吹着，飞来飞去。

去到二层，扑面而来就是一股烧焦了的塑料味，开始的时候，都得捏着鼻子进去。内涂间里，工人打开硅胶炉，一股白气冲上天，像刚蒸完一笼汽油包子。下架的地方，老男人扛着烫手的粉条筐，卸在地上的时候发出巨大声响。外观检测部，三排女人低着头，窸窸窣窣，马不停蹄，像做一张没完没了的试卷。

蔡大姐说，在二楼做工的人，什么苦都能吃。夏天不怕热，冬天不怕冷。

说这话的时候，蔡大姐正在拿电焊笔烫掉模子上的刺头。她说，这在二楼是最轻松的活了，是厂里照顾，人性化管理。她说她身体一直不好，生小孩的时候就有子宫肌瘤，孩子两岁的时候动了手术。去年腹部又疼，再去查，老毛病。又动了大手术。

她说，她这辈子很不容易。

——

儿子六岁的时候，蔡大姐出来打工。那是2001年。

她说我把儿子带在身边，供他在东莞上学。那时我工资350一个月，孩子的学费1800一个学期。每次付学费，都是半年的工钱。

到儿子五年级的时候，老家要盖新房，我实在付不起学费了。便辞工，陪儿子回老家读书，一读读四年。老家在四川绵竹，那里有剑南春，东汽。地震的时候，它们都受到很大影响。

我儿子，比你小一岁，现在在成都读书。二本没考上，是三本。一年一万三千元学费，学的是广告营销。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读这个。他说，别人都去上，我也要去上。

蔡大姐说，儿子可以更好的，但我把事情搞砸了。

我还记得那年的六月十五日是他中考。五月二十八日，我骑摩托载他下课。路上加油的时候，儿子说，妈妈，你太累了，我来开吧。

我是真的累了，累昏头，才会答应他。出发的路上，转弯，他不会打转向灯，一辆面包车撞上来。儿子倒在一旁，受了些擦伤，而我横躺在路中央，一动都动不了。面包车司机探头出来一看，开车逃了。儿子守在我身边，我却陷入昏迷。从下午三点一直昏迷到晚上十点多。我觉得，这对他中考一定有影响。

我出了车祸，他考得不好。原来成绩中上的，才考了B1。

出了成绩以后，他不做声。本来交一点钱就可以去县里第二名的兰轩中学，他却直到报名那一天才告诉家里。一家子心急如焚赶到学校，人家成绩C1和C2的都已经交完钱了。那时啊，我们全家人就坐在校门口，看着家长一批一批出来，好遗憾的感觉。

蔡大姐说，我始终觉得，是我耽误了儿子。

——

看到我们这样最底层的生活很艰苦吧。晓蓉说。

晓蓉是印字部的，刚来两个礼拜，还没领到工服，穿着一身红色短袖。她初来乍到，印字的速度比身边的小杨要慢很多。小杨和我一样大，广西人。

晓蓉说她现在就怕她的小孩，“一个留守儿童”，长到十五六岁，也像她当时一样出来打工。循环往复，一代又一代。

她说现在她每次回去湖南老家，孩子都不说话，她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有时她想，不打工了，就回去陪在他身边吧！回头又觉得，只有现在努力工作，才能帮助他改变命运。

她转头对小杨说，我真希望国家能改变一些体制，多关注我们这样的工人，让我们能陪在孩子身边。

小杨笑笑不说话。他的动作很快。

晓蓉说她从小家里穷。

她说，她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做财务会计，另一个做采购。晓蓉把学习的机会留给弟弟，但弟弟不努力。后来弟弟去学了数控，结果没毕业，现在只能跑快递。晓蓉说，她告诉弟弟，我已经牺牲了自己来成就你，你还不珍惜。

晓蓉说当时读高中，老师们专门跑到她家里，央求她父母给她一个机会，让她继续读书。父母左右为难，最后还是铁了心让她辍学。

晓蓉还说，其实她最不要看来工厂打工的，最没出息。她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一直埋头苦干的小杨不乐意了。他说，说得好像我们有选择似的。要技术没技术，要文化没文化，除了来工厂，还能去哪里？在家种地吗？来工厂，至少可能还有一点机会，在家种地有希望吗？

——

阿全说，小时候，我们放牛，种地，现在都出来打工了，没人种地。

阿全是品管部的，广西桂平人，和我一年生。今天货少，他就晃悠着和我聊天。

国家没补贴？

以前一亩地有一两百块钱补贴，现在好像也没有了。农民都把地租给厂房。种地不赚钱，而且要看天吃饭。有的时候要干旱，有的时候有暴雨。

阿全说前两年，央视还专门报道过他们那里的洪涝灾害，不过那次，完全是人为的。那几天，连续下了好多场暴雨，离我们那儿上游五六公里的水库，值班的管理员忘了是喝醉了还是在睡觉，一晚上没管，第二天一看，水已经过了警戒线好多。没有办法，如果决堤整个下游都完蛋了，只好七个闸口同时放水。洪水哗哗地滚过来，人们都措手不及。整个县城都淹了，好多地方淹了四五米深。水散了以后，很多人回到家，发现什么都坏了。

阿全说，那时，他们村有一个鱼塘，大水把鱼塘冲垮了，他们都上街捉鱼。

——

07年的时候，孩子回去上学，那时我们夫妇攒了十万元钱，盖了新房子。蔡大姐说。

结果08年，就地震了。

地震那天中午，大太阳的天一下子阴了，本来我每天都要午睡，看那一天没太阳，就出去干农活。

过了一会儿，地开始摇，树叶开始抖。我回头一看，周围的房子全在抖，像水里的倒影给打乱了。我赶紧跑去看家里的房子，心想，完了，这多少年的努力，都白费了。

结果，我还没跑到家门口，就被震倒在田里。油菜花地，犁都推不动的土，一下子蹦出来好几大块。

还好，我们房子质量好，刚修的，没倒。邻居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房子，全倒了。

再后来，江苏宿迁来援建我们县，修了好多路。

蔡大姐说，我们那个乡没死人，因为天阴了，大家都去田里干活。但是县里，死了好多人。

还记得我给你说的那个东汽厂不？他们的附属学校，百分之九十的学生都被埋进废墟里。

蔡大姐说，我们那个县的县长，地震时在外面，根本没向上面汇报灾情。志愿者过来一看，哇，灾情这么严重。

最后，县长跪在街上，周围围着灾民。他向灾民道歉。

——

阿全说，大水把鱼塘冲垮了，他们上街抓鱼。

他说在他小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农药，化学品，那时鱼多得要命。田里有鱼，连有时晚上开门，底下都会有鱼在跳，找上门。

当然。他说。鱼多，蛇也多。

我们村在山脚下，满地都是眼镜蛇，夜里会出门觅食。所以我们小孩子，夜里都不让上街。

有一次，我二叔晚上进卧室睡觉，听到“咝咝”的声音，吓得要命。他过去请村里专门抓蛇的人过来，手电筒一照，哇，床底下两条眼镜蛇。

有一次我也差点给蛇咬。冬天，出太阳了，眼镜蛇都喜欢出来晒太阳，睡觉。它一盘在那里，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坨牛粪。我差一点踩到，回头一看才发现是条蛇，惊出我一身冷汗。

眼镜蛇还好说，眼镜王蛇才厉害。什么是眼镜王蛇？就是蛇抬起头，头上还有个“王”字。而且，它比一般的眼镜蛇还要再长几截。但是最厉害的其实是银环蛇，它一般不来招惹你，但你要是惹到它，让它给咬着了，它的毒比起眼镜蛇可是又快又强。

我有个小学同学，一天晚上惹了银环蛇，给咬到一口。回家，小孩子不敢说。第二天，父母去他房间，看到他直勾勾地躺在床上，人没了。

村里捕蛇的那个人，人高马大，动作也快。

村里有人家闹蛇了，就找他去。他一个猛冲，一把抓住蛇头，被抓住头的蛇就不威风了。

他也给咬过好多次，但每次都是在家里用草药敷一下，连医院也不用去。他的草药，不告诉别人秘方，要是有人给咬了，问他要，得给钱，要不就得自己去医院。所以，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可从来不怕。

我们都叫他叔伯，他对孩子可温柔了。小时候，他给我们秀蛇，孩子们都围在他身边。他故意一个踉跄，把蛇一丢，我们都哇哇大叫。其实，他都拿没毒的蛇出来，从来不会害我们。

那还是99年的时候，当工人，一个月工资才300块。但抓到一条眼镜蛇，一斤就卖一两百。叔伯把抓到的蛇都放在家里的蛇笼里，一条一斤左右，隔段时间就卖了。但有一次，他捕到一条七斤多重的眼镜王蛇。人家出价两三千，他摇摇头，不卖。最后，他把它存起来泡酒。

说起来，他也走了许多年了。走的时候，才六十出头。现在他儿子，是出了名的怕蛇。捕蛇的人从此没了，蛇倒也少了。

可人走了那么多年，酒却还在。一大罐子酒，喝也喝不完的。到现在，还可以看到那条巨蛇醉着的模样。当时，叔伯给它灌了两滴酒，它就醉了。然后叔伯用酒泡住它，它就一直保持那个微微抬头、张嘴的姿势，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今天。

今天人已经走了，肉身腐烂在地里，地里长出一年一年新的庄稼和野草。它还完好如初。

——

洛杉矶，我听说是个中央港口城市，是美国首都吗？

原来好莱坞在那里，那你一定见过很多电影明星吧？

中国到美国多长时间？十三个小时啊，那机票得有一千多吧！

晓蓉不知听谁说我在美国上过学，问了我一连串问题。连一向埋头工作的小杨也抬头问起来了。

小杨问，洛杉矶有农村吗？

有啊，我们就在农村上学。

外国啊。小杨感叹。我们农村出来的想也不敢想呢。

小杨本来已经点点头继续工作了，但小杨突然想起另一个问题还没问：洛杉矶本地人是白人还是黑人啊？

都有。

一个地方怎么会有两种人呢？

我们这边不也有不同民族吗？

小杨点点头。他说，我听说黑人身上天生有一股味道？

胡说八道。

去美国，如果能去美国，我刷马桶都愿意。晓蓉说。最低工资有九美元？那一天至少可以挣五百元，一个月就是一万五，省着点花就可以每个月存一万！这样偷渡也值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但紧接着，她摇摇头，说，唉，这里八块七一个小时，不公平。

小杨嘲笑她：公平？还说什么公平？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说完，继续做活。他的手很快，常常快过出货的速度。无货可印的时候，他就站在机器旁边发呆。他之前告诉我，他也没有什么目标。想那些太远，太沉重。

但是这次，等晓蓉走了，小杨悄悄回头来问：那，你能介绍一下，怎么学英语吗？不一定要快，有效的办法就好了。

——

下架的地方，据说是二楼最累的岗位之一。旁边就是固化炉，每隔五分钟，就吐出一排新鲜的，刚上硅胶的模子。没有空调，两台电扇不停吹，还是酷热难忍。下架的工作是把架子搬下来，把里面的模子聚到新筐里去。简单，费力。负责这个的是一个老男人，头发都稀疏了。工人走过这里，都要让一让。因为这里不仅味道重，还有一阵阵的热风，托风扇的福。

说起这个老男人，蔡大姐说，他不说话，也不会说普通话。小杨说得更简单：做苦力的。

第一天我走过他，我问，师傅，您叫什么名啊？

他问了我两遍，才明白我的意思，说，姓利。

利？

木子李。他说。

问完他名字，嫌热，我就走了。

今天没事做，我就突然想去帮他忙。在那里，还是热得不得了。李师傅只让我干一点活，还老是支我出去休息。他说，他一个人就可以了。

李师傅今年五十一岁，河南南阳人。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在这里，在三楼做工。老婆和孙子在老家。他们在外面各自租了房子，李师傅一个人住宿舍，405。

平时会想他们吗？

李师傅笑笑。也不怎么想。他说。

李师傅说他来这里四年了。来之前在老家，是一名村干部。

那时国家正盛行南水北调。北京缺水，要从南方拿。他们的村，横在路线图上，得搬。

政府要求搬，村民不肯。有些村民嫌补偿少，有些就是不想离开世世代代的老屋子。

李师傅说他作为村干部，不听政府的，不行；听了政府，又要得罪村民，两边都吃力不讨好。结果最后地方政府派人来了，那人满口答应村民的条件，大家终于同意搬去拆迁房。可村民搬走了以后，找不到那人了，条件自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村民们找不到地方闹，就去村干部家里，骂人，什么难听的都骂。李师傅和老婆坐在桌旁，低着头，连茶杯都不敢举起来。走在路上，邻里都是仇视的眼神。

李师傅说，从那时开始，他觉得“当村干部没什么意义了”。他辞了工作，和儿子一行来到东莞，背井离乡，就在这家厂里待下来。他笑着说，现在做苦力，一个月拿四千，以前村干部，一个月一百。

那你岂不是成了村里的富人了？

他点点头。笑着笑着就笑不起来了。叹了口气。回头，继续搬架子。固化炉张开嘴巴，升起的钢板上布满红漆，像断头台。

——

蔡大姐说自杀是懦弱的表现。

她说，我09年的时候，进过富士康，在里面三年。我们不是正式员工，因为超龄了。老板进去，把活外包出来给我们干。

她说，里面很忙的，真的是来去匆匆。人好多啊，谁也不认识谁。今天的朋友，明天就走了。那时候，有很多人跳楼，我亲眼就见过三四次。不过，过了一二年，就没人跳楼了。里面有人说，是因为富士康合同上写，跳楼不赔钱了。

蔡大姐说，我也经历过好多苦难。有时我想，我们家本来就够坎坷，为什么倒霉事还总让我们给碰上。

她说，06年，在东莞茶山镇。一天晚上，老公说出去理发，路上给儿子买冰激凌时，掏钱给人盯上了。经过一片荔枝林，过来两辆面包车，一群人下来，拿着铁棍和刀，把他拉上车，打成重伤，身上600元全抢了，然后把他扔在远处的工地上。

她说，我在医院里看到他，都昏了过去。头上两刀，大腿小腿全骨折，整个人像已经没了。儿子也在，那时还没回老家，他抱着我哭，哭不停。还好，命是保住了。我们算幸运的，那一年东莞抢劫特别风行，很多人就死在废弃工地上。

老公在医院里一个月，家里又躺了三个月。我告诉他，我们要一起康复起来。

蔡大姐说，人一辈子也不容易。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到死去的那天，想一下，要是对得起自己，就可以了。她说。

她烫着一排排模子，声色平稳，仿佛在讲别人家的故事。

——

这两天，我一直怕自己落入叙述的陷阱。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叙述必须是有意识的。若陷入他人的故事，而失去对叙述的掌控力，就是掉进陷阱了。文字成了另一种无意识的生活，没有选择。字与字，句与句，像是休谟所说的逻辑缺陷，拼接是偶然的，是认知框架的圈套。我不愿意。我要掌控它，我要创造自己的隐喻世界，自己的历史叙事。

但听过许多故事，觉得自己太执迷不悟。

因为他人所表述的，正是我一直所寻找的新的历史叙事。一切从一个东莞工厂开始，延伸去广西的荒野，湖南的监狱，汶川地震，桂平大水，南水北调。甚至还有意料之外的侠客人物，谁会想到一生与蛇斗的叔伯，最后还是输给了自己心爱的手下败将。他们的视角，天才的形容词（“摇晃的房屋像水里倒影”），重构了那个，被狭隘却自觉是精英视角的宏大叙事所垄断的历史叙事。每个人的偏见在故事里得到化解——同学赞我，说我要去融入底层；成成对我说，工人没能力改变自己命运；小杨告诉我，那个老男人，就是个苦力。现在，我希望自己提供了他们和我没想要的答案。

在这里，他们叫我，“查户口的”，因为我总喜欢寻根究底，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

其实，我才要感谢他们对我诚实。平时，这种诚实很稀有。但当塑料被烧烂，机器在喷火时，事情仿佛又变得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