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座随黄昏而沉没的村庄，用泥土和枯枝砌成的世外桃源。村户如碎了的玻璃渣子散落在山头的四面八方，灰色的梯田连绵不绝像巨人的台阶。它是摩登世界的弃子，地图上无影无踪——为了到达那里，你需要穿过参差的乡间小道，与那些蓝色的三轮机车们擦肩而过，紧接着，穿过热闹的集市，女人们站在路中央叫卖洗衣粉和肥皂，她们的粉红毛衣臃肿而黯淡，像被踩碎的、香气散尽的花瓣。最后，跟着两个戴着蒙面头巾的老人，沿着干涸如去肠虾仁的河道一路向前。

“再走半个小时，到前面那个山头就是了。”

赛老师记得六年前刚来到这个乡村小学，他坐在颠簸大巴上，像震荡的鱼骨一般越过一座座山坡。那是零九年，他大学毕业，正意气风发。学校里没有窗户，没有门，校长和两位代课老师孤零零地站在校门口迎接他。校长说，这里一般干旱，但下雨会麻烦，外面下小雨，屋里下中雨。而再十年前，这里还没有屋子，老校长住在学校底下的山洞里，夜夜与柴火相伴而眠。

他记得零九年时，学校里还有七十多个孩子，每到放学，就像田鼠般四散而行，有些路远的，要几个小时才能到家。傍晚，他站在山头，看天上的云彩，数路边的羊群。那是久违了的自由空气——在这里他忘掉了兰州的黑烟滚滚和乌鲁木齐的灯火酒绿。“天蓝蓝的，这里让我觉得自由自在。”

农村在沉没，他是知道的。他也知道那日复一日自由自在的感觉是孤独，悲剧性的。两三年前，政府和某个香港商人捐了钱，通了网络，重铺了教室，泥土上架起两台石头做的乒乓球桌，可孩子们仍然越来越少。到了今年，六个年级只剩下十二个学生。村里只听得到葬礼的哀乐，再无结婚的喜庆。这让他每天傍晚的眺望既辽阔又忧伤，像瞳孔前披上了一层黑色的雾，天高地远，人事微茫。

“赛老师。赛老师？”

他回头，是宋洁在叫他。宋洁五年级，扎着两个马尾辫，有溪水般的大眼睛。她正把书包的肩带挂上手臂。

是孩子叫他赛老师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在六年前自己就已为人师长。这种突兀感匪夷所思——童年的锅碗和泥土还历历在目，而如今他已是一个成熟男人，大手可以罩住孩子的头。时间像一条收缩的线，飞速地缩短，最后被塞进了一个黑色盒子。在他的印象中，他还是一个孩子——一个从黑色盒子里探出头的婴儿。一个回族男孩。

那是八十年代的定西乡下，唐家堡，好地掌村。村里全部是回族人，百年前从陕西迁来，至今还说着陕西话，作为从未真正融入的标签。小时候，他在土地上长大。没有吃的，一日三餐都吃土豆。“土豆养活了我们定西一代人。”小学五年，学校里没有炭，从未生过火。一百多个孩子全是回族学生。六七个老师，只有两个是正式的，一天两节课以后，就找不到人。中午，孩子出去捉蛇和松鼠，上树偷杏子。周末，他们随大人去清真寺学《古兰经》，听阿訇讲道。灵魂，上天堂，下地狱，他一知半解，然而教义却如影子般缠绕在生活的静脉上，时刻散发着隐喻和劝诫。“我记得阿訇每次说话都最强调‘善良’。宗教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然而善良意味什么？若需要在宏大图景与血肉之亲当中选择一样，应当何去何从？有适用一切的正确选择吗？宗教在这里通常适可而止，火炬在分岔路口前熄灭了。在上一代大饥荒的年代，他的爷爷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村干部。爷爷有一个刚出生数月的女儿，因为饥饿，连啼哭的气力都消失了。公家的粮食就在眼前，然而他不愿私吞党的一针一线。他做了自己的选择，看着女儿香消玉殒。他无能为力。亚伯拉罕献上了自己的孩子，天使却未如期而至。许多年后，他仍在孙子回家时仍拿出党章说党的好，仿佛国家的强盛能佐证自己当年的抉择，个人的意志拉动了历史项圈。纯真的信仰在赞美中变得沉重。他想起婴儿的脸。只是个婴儿而已。她像剪纸一般碎了，随风飘走了。

当童年结束时，赛儿去了团结中学上初中。他不会讲定西话，也不会讲普通话，总在后排默默无闻。第一次英语考试，他连ABCD都不认得。那时的老师都用棍棒教育，其中一个政治老师，总往死里打学生，学生的腿肿起来，下课都走不了路。那位政治老师爱笑，笑里藏刀，冷不丁就扇人耳光。然而教英语的王老师从不打学生。他记得她是短头发，总爱穿裙子，上课都讲普通话。他觉得她是城里人。王老师鼓励他，他的英语成绩也节节攀升，可仍不敢和老师讲话。他记得初二的时候，他的衣服破了，王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给他缝衣服。他稚气未脱，羞红了脸。王老师低头缝衣的时候，他呆呆站着，看着老师的头发从头路向两边铺展下去，像溪水被包裹在密林中，那是他想象里花团锦簇时的家乡。

“王老师启蒙了我。因为她，我想当老师，从那时起就想当老师。”

初中时，他与李广关系最好。他叫李广“飞将军”，他们住一间宿舍，平常一起打乒乓。“和李广熟，因为都是农村人，没什么心思，没复杂的东西，见得少。”那时住宿是通铺，三四十个孩子挤在一个教室里睡，没有火炉，也没有毛毯，半夜他被冻得发抖。尿床的孩子，起床时床单都结冰了。赛儿每天三四点就被冻醒，他便起来，去窗口背书。

到了初三，赛儿家里穷得一无所有，只得举家迁往新疆打工。刚到新疆的中学时，老师看他是甘肃来的，拿着他团结中学的成绩单说，你的成绩表是瞎填的吧。他不说话，暗自努力，每晚只睡两三个钟头，在期中考试拿了全校第一。孤独的日子里，他给李广写信。李广早就放弃了学习，初中毕业去了职业中专，收到信件，也常回寄自己的照片。毕业以后，李广就一直漂泊着。他先去了宁波，再回定西打工。如今的飞将军，开着挖掘机，搬砖头。他的命运在初中毕业后就被盖了章，随后的漂泊与逃离既未挣脱它，也无法延缓它的宣判。读不好书的汉人去建筑工地和砖瓦厂；读不好书的回人去牛肉面馆。酒桌上，提前沧桑的飞将军喝多了，和赛老师回忆起初中时光。李广发现，并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事情。

在去往阿克苏支教的火车上，赛儿认识了自己的妻子，那时他大四。他还第一次见到了外国人，一个来自意大利的老人，他们用支支吾吾的英语相谈甚欢。此时李广正在宁波的工地上，傍晚的车流里他穿梭、茫然无措。赛儿的表哥在老家种地和放羊。他曾与赛儿住一个宿舍，是班上的最后一名，那时便一声不吭。如今，他仍不喜欢与人讲话。“地怎么样？”“就这样。”他的回答简短而敷衍，仿佛激情早已流失于干瘪的大地，烈日下只剩下一具驼背的人形。赛儿的其他兄弟，像命运指派的那样，在牛肉面馆里打工。加汤、加葱、加辣；加汤、加葱、加辣。回族人擅长烹饪。

大学毕业以后，赛儿成了一名乡村老师。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他——他是定西孩子中的幸运儿，是难得有能力去选择生活的人。他们说他没有追求，不去市政府，而去做老师。赛老师不以为然。他说自己从小长在农村，自由自在惯了。他说他和王老师一样，并不羡慕钱多的人。他又想起王老师——因为她，他开始想做一个老师，做一个孩子们身边的大人。他怀念她在宿舍给孩子们做的川菜。上一次见到她，是他回乡高考的时候——他看到远处的女人骑自行车飞驰而过。她穿着裙子，短发变成了长发。那是王老师，不会有错。可太远了，他看不清。

或许有许多事情，人本身便无力看清——模糊是其本质。善恶；过去与未来；他每天傍晚站在山头眺望的远方。在迷雾之中，人人做出选择，踯躅独行。贫瘠大地的尽头，是迷蒙的光。光亮里，慈祥的阿訇怀抱着爷爷的女儿，那个婴儿，他素昧平生的姑姑。她早已熟睡。

他想起，今晚要家访宋洁。

——

“我喜欢体育。喜欢跳绳、踢足球。以后，我想做一个医生。”“为什么？”“……”

“我有一个哥哥。96年的。他对我很好。平时，周围没有小伙伴一起玩，我就帮妈妈做家务，擦窗和擦桌子。”“周末呢，做什么？”“……”

“我没有什么烦恼。”“那有什么愿望吗？”“……”

宋洁今年五年级，扎着两个马尾辫，有溪水般的大眼睛。她反应敏捷，能说流利的普通话，然而在特定的问题前，却会像没有听见一样，只是看窗外。

“她害羞。”赛老师说。

她害羞吗？那为何她的沉默从不拖泥带水——没有模棱两可，也没有支支吾吾？在她旁若无人的时候，她像是灵魂出窍，洞悉一切成人苦难了；像是飞到一个配得上她清澈眼神的地方，那里没有贫瘠的山脉，想必鸟语花香。

家访的那天，宋洁的家里正在装有线电视。村支书叼着烟，指挥两个屋顶上的工人。宋洁的爸爸站在村支书的身边，若有所思地看着村支书看着的方向。电视机装在屋里炕的对面，播音女人的嗓音和雪花的杂声混在一起。炕上散着热气，红白的被子，有一股积聚不散的炭味。

“家里种土豆，麦子，胡麻，玉米和豌豆，什么都种。冬天没什么事了，就养养牲口。再要到三月份再做农活。”宋洁爸爸说，“到了丰收时候，就把土豆和玉米卖了，其他自己吃。我们都是靠天吃饭。天好的时候，一年赚两万；不下雨的时候，一年就一万。”

宋洁爸爸抽着烟。他吐烟很慢，恋恋不舍。今年他四十四岁，带着军帽，一身迷彩服下是一双红色球鞋，像平庸生活里的秘密点缀。最近几年，他早已习惯的一年四季的作息，是早上五点出发种地，晚上九点回家，做饭，喂牲口，十二点睡觉。他说自己“没有爱好，没有时间”。在屋里，他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干活的时候，想什么？”

“钱，钱，钱，钱，多挣两块钱。”

宋洁爸爸出生于七十年代的定西山头，直到二十年前弟兄分家才搬来现在的山腰上。小时候吃不饱，上中学每天喝稀饭，连馍馍都没得吃。那时村里的人家没一户有钱，还在做着以物易物的行当。八九年，他十八岁，贫穷与饥饿催促年轻人远走高飞。他想碰运气，去内蒙打工，然而没有文化的汉人，徒有蛮力，只能去砖瓦厂。九十年代，他回到家乡，结了婚，生了儿子，留在父母家里，再和妻子外出打工。他随乡人去了蒙古，蒙古的砖瓦厂是当地最大的企业。

“在蒙古那两年，像在坐牢。我们听不懂别人说话，砖瓦厂也不让出去。”他说，“没有一刻不想着回来。哪儿呆惯了，哪儿就好。”

他十八岁时挣脱着逃离的家乡，无边无际的荒凉山庄，此刻竟成了他魂牵梦萦的地方。如今他再回想起当时蒙古的日子，除了苦，竟说不出什么其他滋味了。

“南方人打工，还有玩的。我们这种做砖瓦的，就是做了睡，睡了做。”他低着头，像是想起每晚九点喂养的牲口，“不过，不苦也没有办法。”

“后悔吗？”

“没什么后悔的。自己没本事。”

“有没有开心的事？”

“也没有。”

他说完，报以一笑，露出黑色的牙齿。显微镜下烟碱正在侵蚀牙齿里的珐琅质，如同黄昏里阴影吞噬湖面，残忍，平静，无处躲藏。他用笑容抵抗命运宣判，像一个悲伤而严肃的喜剧演员。

“我是文盲，娃娃学得比我好。”宋洁妈妈说。她正把鸡蛋打进汤里，汤里还有番茄和土豆，这是为老师们准备的。宋洁妈妈矮壮，有着农村女人少见的精力——大部分人，在她的年纪都提前衰老了。

宋洁妈妈的故事在结婚之前是一片空白——并非她没有童年，而是她不去讲述，仿佛女人因婚姻和孩子才变得完整，而之前的故事都成了家族叙事的边角料。宋洁爸爸在蒙古搬砖头的时候，她正在新疆库尔勒剪棉花，和许许多多的女人一起，让人想起十九世纪的阿拉巴马。如今，她去了兰州建筑队，宋洁爸爸早晨五点出门种地的时候，她也在工地上醒来了。她和男人们一起建造不知能否有人入住的高楼大厦。

“现在的社会，我们这种人就没办法做。没文化。”她说。社会变化得快，而没有赶上进步的列车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像西方人所理解的儒家精神一样，他们内化一切宏观的不公和矛盾。没有抱怨，没有反抗，也不去后悔，因为生而如此。

“现在的生活，保持下去就行。一切为了娃娃，为他们，什么都愿意。”

九六年，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他在襁褓里的时候，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后来，他去了村里的小学，镇上的中学，一路都是好孩子，家里贴满了他的奖状。妈妈告诉他，成长路上要走得正派。许多和他家庭相似的孩子，在镇上上中学时就加入了混混帮派，毕业时节一到，便永远销声匿迹。如今，他正在兰州的一所职业技术学院上大专——这是乡村孩子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之一，它保证了一份稳定工作。

“我们很重视教育，因为不想让娃娃像我们这样受一辈子苦。”宋洁妈妈说，将将步入中年时，她就给自己的人生盖棺定论了，“我们这里，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就连打工，也是看天吃饭。不好的时候，老板跑了，我们饭都没得吃。”她又重复了一遍，“我唯一的希望是，儿子不要像我一样受苦。”

“对宋洁也是这样的期待，考上大学，有正式的工作。”她说，“家长都这样嘛。”

她常常将孩子需要付出的额外努力归罪于自己，仿佛命运是摆脱不了的原罪，而对孩子的压迫才是真正的惩罚。前些天，儿子学校里有资助计划，要许多证件，然而她是文盲，根本不懂。什么复印件，网上提交之类，都让夫妻两人一头雾水。所以，他们也尝试励精更始。今年，国家搞精准扶贫，他们是目标户，可以无息贷款四万块。

“快贷上了。我们准备搞养殖，养牛，一个牛娃能挣两千块钱。”

在匮乏面前，一点点希望都可以让快乐节外生枝。宋洁妈妈端上番茄汤的时候，忽然显得轻松了——或许是明年的牛娃让她喜不自胜。汤里有股淡淡的涩味，那是雨水的味道。洮河水还未通到这里，村民们都用存在地窖里的雨水。这里的人们好客，无论何时都是如此。

“对现在的生活满足吗？”

“满足。”宋洁妈妈说，“习主席走上路了。”

没人知道那句满足是即兴发挥还是情真意切，但至少此时此刻，土屋里显得其乐融融——妈妈舀汤，爸爸烧炭，老师谈笑风生——唯有宋洁被忘记了。自始至终，她都安静地坐在桌边做作业，一声不吭。

宋洁的小学时光见证了孩子们的稀零——因为计划生育，也因为宽裕的农民都进城了。如今，留下来的孩子大部分是别无选择的单亲家庭。他们都有相似的故事：因为爸爸出去打工，取了媳妇，媳妇来到这里，看到荒凉景象，生了孩子便逃走；或是因为家里的男人去了附近靖远的煤矿打工，有一年煤矿爆炸，死了七个人，六个是村里的。六个男人，六个家庭，剩下六个孩子。

宋洁的沉默是神秘的，无可参透的，就像婴孩的喜怒无常——是时间让他们习惯了尘世的规则。当然，她也会因为哥哥跋涉而来的到访喜出望外，会在跳皮筋时像个孩子，但更多时候，她超脱于凡俗之外——没有喜怒哀乐，没有纷争，大地如波浪此起而彼伏，生命如潮汐升起而退却。

如此，她的沉默既是拒绝，又是回答。

——

2008年，12月21日，“突然发现，家乡的距离，也只是公交汽车上一部颠簸的电影。”

零八年，我十四岁，这一年，我转去上海上学。若有人问起，我的少年时光比起定西孩子的岁月，有什么值得赘述的，我会难以启齿——即使没有时空的交错和相似的沉重，那些隐忍的自卑、空洞的期冀也让我们的经验奇妙地融会贯通。我的初中，一段我时常羞于启齿的时光。十二岁到十五岁，一半在家乡，一半在都市；一半在城里，一半在路上。

2008年12月21日，我乘坐大巴车回家。风很大。汽车站的热狗油腻，气味浓重，像廉价的口红与蕾丝袜。站台里，人流来往不息，有婴儿哭泣。那时我已经习惯了周末的长途汽车，车厢里，有一股如魂魄般的幽暗气息。路上，天色渐晚，到最后，抵抗黑暗的只剩下摇晃的车灯，和屏幕里闪烁的警匪片——砰。砰。砰。一片血泊。周润发露出迷人的笑。

若说我在路途上学到了什么，那便是对重复与平庸置若罔闻。乡间的红房子，广告牌上的姚明和罐头，钢厂烟囱里的蓝色火焰……这些景象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固定的时间地点，如同牛肉面馆里的葱和辣，建筑工地上的砖瓦。没有灵感喷涌而出，没有惊喜。一如既往的，只有琐碎记忆漂浮在窗外，像劣质、驱而不散的幻灯片。

离开家乡的那一天，我头一次理好了书桌。我最好的朋友，胜寒，并不在教室。他去培训了，丁丁闷闷不乐。徐涛是为数不多和我认真道别的人。他的成绩最差，老师让我帮助他，我却总在自习课把他的名字记在黑板上。我走之前几天，他对我说，他一定要考上船厂的技校，将来，做一个高级技工。他写座右铭的时候，问我fly怎么拼。后来，我听说他在船厂打架，被开除了。有人在牛排馆的厨房见到他。

来到新学校的第一天，我尝试变酷。在讲台上我与陌生的同学开玩笑，听到稀稀落落的笑声。回到座位上，我用书挡住自己的脸。温柔的老校长告诉我，不必见外，也别给自己压力。然而第一次考试，我便迟交了，前面收卷的老师大声地说，“别把你们那里的坏风气带到我们这里来！”我抬头看她，愤怒之外，我第一次感到自卑。是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外来人，一个小镇男孩，这是我永远无法摆脱的身份。前桌的两个男孩模仿我说话，总在句子末尾加上语气助词，“这次作业很多的喔。”“这个老师好凶的喔。”他们把“喔——”字拉长，哈哈大笑起来。我陪着尴尬的笑脸，仿佛承受他们的嘲笑，我就不必成为众矢之的，而可以变成他们的一员。低头的时候，我多希望我从来没有说过“的喔”，从来没有被生在小城里。我感到羞耻。我憎恨自己，憎恨我的家乡。

初三的某一天我回到以前的学校，从窗外看到胜寒，和他微笑示意。我发觉他的眼神是惊喜而失落的，像在注视一个不期而至的病人。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在现实中我已无处可逃。后来他告诉我，他看我的时候，就像在火车站目送列车离开。六个月后，我又回来拍毕业照。我们站在巨大的架子上，人头攒动着。队伍一会往左推，一会往右挤。摄影师给手势的时候，拥挤忽然停住了。时间像静止了一样。摄影师的镜头里，我仿佛可以看见自己的瞳孔，和缓慢移动的秒针。我从未如此清楚地意识到，不管在哪里，我都是个局外人。

孤独的日子里，我喜欢走去书店。复旦旁边，有一所叫“万象”的书店，两层，木质地板。在那里我认识了尤金奥尼尔和吉卜林，他们让我感动，也让我昏昏欲睡。在花花绿绿的复旦一条街上，有一家叫Good Friend的韩国餐厅，每周我都会去吃石锅拌饭，座位上我可以瞥见厨房，在我的幻想里，那里有不知疲倦的朝鲜族女人。后来，“万象”倒闭了，Good Friend被拆了，被推土机推平。有时候，灰飞烟灭是好事，使矫情的人不必再虚情假意地恋恋不舍。

在开始几个星期之后，我已不再担心自己的成绩。每次考试，我将做完的版面留给同桌，他选择性地抄错几题。我总问自己，我为什么要给他抄？我怕他，又渴望证明些什么。内心里，我仍然将自己划分为一个小镇男孩，而一点微不足道的智力优越仿佛可以稍稍填补我的卑微身份。班级里，我不常说话，只有中午的时候，一个温州男孩会来找我吃饭。他成绩不好，是班里的笑柄，而在遭受嘲笑的时候，他总是随之大笑，好像只要他也乐在其中，那些就都成了善意的调侃。在我转学的第一天，他捂住作业本上的红色叉叉，不时在课上回头对我说，其实他很优秀。后来的某顿午餐，他告诉我，”你看我们，一起考个差些的市重点怎样？”我默不作声。过了一会，我端起饭盆提前离开了。回教室的路上我走得很快——我在逃离什么？一个对我从来真挚如一的温州男孩？逃离了他我就能逃离那个我所憎恶的自己吗？

我忘了是何时原谅自己的，忘了何时与家乡冰释前嫌。也许时间消解一切，也许情绪只会远去而不是消失。在一个周六的中午，2009年的3月14日，我去了汽车站。还有二十分钟就要发车，我坐在候车室里，吃薯条。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到了我跟前，他像是个西北的回族男孩，穿着厚重的黄色棉袄，有着短而乱的头发和白里透红的面色。然而他突然用力地抓住我的包，我扯回来；他再拉，我紧紧抱住。

“不要！”我对他挥手。

他呼哧地松开，双手悬荡着，如拖线木偶。他的脸上没有表情，嘴巴是微张的，唯独有一双游离的眼睛——那眼神晃动得剧烈，仿佛什么东西让他目不暇接。人群匆匆而过，他是在找谁呢。

后来，一个女人跑来，抓住他的手，打了屁股。随后她抱起他，很快就消失不见。然而男孩的眼睛却不断闪现在我眼前，那样迷茫而无助，在混乱中我们像是有什么隐蔽的联系被打通了，仿佛战火里陌生人拉起的手。我们都是外来者，有着残忍的清醒与自知。我们都是进步的列车后头远去的弃儿。

2009年，3月14日，“这是个陌生而拥挤的世界。我们都在路上，走的路却不同。”

那天晚上，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在撒谎。从他的眼神开始，我已无法再专注于自己的支流。此刻，我想去了解他的家乡。

我想，有一天，我也许会去那里做一个老师。

——

如今，在去定西城的颠簸大巴上，我又想起那个男孩。六年过去了。如果他还在上学，那刚好到了初中年龄。按照剧本，他回到家乡，我恰好在那里做了老师，操场上我们擦肩而过，谁也没有想起对方。

三个月前，我绕道去了会宁。那时还是夏天，沙尘里，一个男人在路边抽烟。会宁是曾经的甘肃状元县，那里没有水，教育是唯一希望。而如今，因为警察扩招，大批教师辞职去公安局。在会宁城里，我遇到两个高三毕业的孩子，鹏飞和娇娇，他们都上了一本。到了高三，他们几乎不再放假。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吃一块钱三个的馒头。

“平时除了学习，做什么？”

“就去食堂吃饭。”娇娇说。

娇娇从未出过会宁，她最喜爱的活动是一年一度桃花山的庙会。那个时候，会有卖小吃的，烧香的，和山顶唱戏的人。她的梦想是，“到了大学，老师做实验的时候，能带上我。”

“我想出去自己弄。喜欢自由的生活，不爱为别人干活。”鹏飞说。他的家里开杂货店，父母为了孩子从天水搬来会宁。他的妈妈说，只要孩子能考上大学，出去说话都腰直。鹏飞是班长，从来一丝不苟，然而刚从天水搬来时，他觉得自卑，觉得这里不属于他。从那时起，他有了秘密的爱好，钻研恐龙化石。

“我对美国的印象是，恐龙化石最多的有三个省：怀俄明、科罗拉多，还有一个忘掉了。”

“犹他州？”

“对，犹他州。”他说，“我还听说，在美国，当国歌响起时，每个人都会停下手边的工作。”

三个月以后，我来到定西。我随王老师上课，她讲，我记。每节课后，她都问我，“我的发音标不标准？可不要笑话我。”课余的时候，她给我讲她自己的故事，大多是些琐碎的事情。

“和期待的生活是否一样？”

“一样的。从来没想过，奢求过什么。现在，觉得该有的都有了。其实，本来就是平平淡淡的。”

没有故事是平淡的，只是在勾勒了花纹般的人生轨迹后，她重又把它擦干净。这是许多人会做的事，在回忆水涨船高时戛然而止，以便以平静的姿态步入现时。我在独处的时候把它们记下来，像是将身心寄托于外物的修补匠。在别人的自白里，我从来都是一个他者，一个叙述的幽灵。然而世上真有如读心术般心心相印的叙述吗？我怎能肯定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而非自己的？时常，我怕像丰饶之海里的本多一样，在叙述的尽头发现物我两空，一切只存在于臆想，最终都将遁入虚无。

每天放学，我随孩子们回家，风沙很大，他们咳嗽着，用口罩捂住脸。在家长面前，我说自己是实习老师。他们讲述自己家庭的故事，往往越是不幸，就越没有遮拦。诉说的时候，没有人是愤怒的，也无人抱怨。所有人都对命运照单全收——在回顾中所有琐碎的事件都变成必然的，无法回避的线索，如同黑格尔的历史理性一般，成为一种冷漠无情的宣判。

“我是在瞎苦，”他们说，“我希望孩子别像我一样。”

我们的对话是单向的，我从未分享自己的故事。在交谈的末尾，他们会说，“再好着了”，“现在是满意的”，仿佛故事突然峰回路转，在谢幕之前匆忙搬上喜剧结局。我不知如何回答，只是点头，“是的。”“现在好了，将来会更好的。”

在所有的故事里，甚至于自己的，我都无能为力。然而在每一次交谈后，我都觉得自己同样也深陷其中，他们的命运与我是真实相通的，从王老师，到欣宇，杨丽，景军，到王老师的母亲，学生，学生的学生，到胜寒，到我，藕断丝连，盘根错节，张张合合。它们扎根于宏大叙事却反抗它，像一颗死去的种子，记忆不再专注于政治、历史与偏见，细胞飞向四面八方。在遥远的宇宙里我们久别重逢。

那里，我们都长满时间的枝条了，只有一条脉络代代相连：善良，勇气与忍耐。我想，我们都曾是定西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