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考试之前，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过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诚信。’我敢发誓，我做到了。除了考试没有作弊，还有一件事：我在一个姐姐脚下看见了10元钱。我过去捡了起来，还给了她。这时我又想到了老师说的另一句话：让别人因你的存在而感到精彩。我做到了，对吗？”

“我思考着：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位置，有时体现一个人的荣辱与尊卑；位置，有时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

“不知在什么时候开始，我把老师视为了朋友。我想这也是个良好的开始吧！”

“我知道自己的成绩并非优秀，但是告诉老师一个秘密：我没有上幼儿园，而是在乡下念完了学前班和一年级，然后就转学了。其实我从前也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可是转学后我就变了，变成了中间学生。那段时间我很委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会变？您可能无法想象我刚进入城市时的喜悦，我高兴得简直快疯了，但当我看到自己那成绩时，别提我有多自卑了。当同学们对好学生那般敬佩时，我眼底满是伤心和失落，我做梦都想回到从前，我也是好学生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那般的待遇，我不甘心，不甘心。我这种不甘，让我一步又一步地往前赶。”

“当我写完我的秘密，竟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我就继续吧！”

“因为我是留守儿童，我一直都很想父母亲，我真的很想他们。当我做梦都想看他们时，我发现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我记得我刚来定西那阵，当同学们对我的目光是那样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我一路跑回家中，我趴在床上整整哭了一中午，我哭的原因还有一个：太想妈妈了。爷爷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想妈妈了。”

杨丽认真对待每一次周记，不像那些邋遢的男孩只是敷衍了事。她不仅把心里话都写在本子上，还把本子装饰得像床头的公主娃娃，用荧光笔在本子上点满星星和笑脸，让正文都依稀难辨。她觉得老师会喜欢，会看到她的用心，从此开始偷偷关注这个中等成绩的女孩。然而写着写着，那些女孩的小心思消失了，她把老师当成了最好的朋友。她想老师也许能回答她心里的焦虑和困惑。写完以后，她合上本子，觉得那是痴心妄想。

一个中等成绩的女孩算什么呢？每周放学，她都留下来帮班级出板报，一笔一划尽心尽力，可老师选最负责任班委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同学想到她。他们簇拥着班长马倩，一个聪明女孩，总能毫不费力地拿第一名。她看着马倩喜笑颜开的样子，仿佛世界是她一个人的，她是公主，生来便高人一等。马倩过生日时，全班排着队给她送礼物，咿咿呀呀地祝福、许愿，而到了一周以后她自己的生日，却只收到老师的一张卡片。

她有时会羡慕那些调皮男孩子。邻座的景军，期中考试以后和妈妈吵架，咬了她的手指，躲进山里，竟成了风云人物。还有大头欣宇，他天天推着自己擦得闪亮的自行车来学校——当自行车的变速器给偷走时，他大声地哭了，全班人都围在他身边。而她呢？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却无人在乎，像兀自走在山脊上的黄牛，辛劳付出是理所当然，生来死去都无足轻重。

一个中等女孩，一个留守儿童，一个总是事与愿违的十三岁孩子。杨丽想起家长会的时候奶奶蹒跚爬上楼梯；她想起爸爸在土豆地里抬起头，锄头立在泥上。她怕爱和牺牲只换来重蹈覆辙——就像爸爸背着一麻袋的土豆出门远行，回来时只攒着一掌心的零钱——她怕自己就是其中叮当作响的硬币。四季轮回，年复一年，她让亲人失落，让他们空手而归。

杨丽和爷爷奶奶，还有弟弟共住一个小屋子。两张床，一个锅。每晚回来，弟弟坐窗口，姐姐坐门前。弟弟有一盏台灯，姐姐没有。爷爷六十三岁，干不动活了，就来城里带孩子。他不常说话，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直到火苗燃到滤嘴入土为安。家里只有奶奶是最疼杨丽的人。她去参加杨丽的家长会，她等人群散了向老师解释乡下没有幼儿园，因此杨丽在城里跟不上。她每天早晨五点半送杨丽去学校，天黑，她怕孩子看不见。来城里之后她每天去牛肉面馆里洗菜和切葱，直到得了冠心病，腿脚不好了才歇下——她常说，趁还有力气，多做些活——她说家里两代人都没读到书，儿子读到小学就无以为继，而小女儿刚去兰州上大学，需要在暑假来地里扒菜，去上海和广东端盘子，才勉强能自力更生——奶奶是家里最老的女人，是目不识丁的老农民，她说再苦也要让孩子上学。

杨丽听奶奶的闲言碎语，说今年庄稼不好，土豆破（不好）了，个头小小的。她说家里一点余钱也没有，刚卖完土豆，就凑了钱交房租，而到孩子上学的时候，又得四处开口借钱。杨丽觉得自己成了累赘，成了家里多余的孩子。她在弟弟玩儿圆珠笔的时候一个人贴着窗户，想大人的事情。大人的事情她想不明白，外面的世界让她好奇又害怕。只有爸爸每隔十多天回来一次的时候她才重新无忧无虑——爸爸背着一麻袋的土豆，旧军装上是白色的灰，可刚一进门她和弟弟就扑到他怀里。姐姐帮爸爸脱外衣，弟弟端来脸盆里的热水，奶奶在一旁欢欣雀跃，“孩子有饭吃咯！”家里像过起了贫寒的节日。

杨丽和晶晶，肖儿一同回家。她们互相倾诉烦恼，说完便又似有了孩童的快乐。晶晶是班上最好看的姑娘，男孩们争先恐后地报告有谁爱她。可在家里晶晶却忧郁起来，她的爸爸暴脾气，妈妈是文盲。爸爸拿着成绩单打她巴掌，妈妈扔了她借来的课外书。而肖儿，她甚至没有被打骂的福分。她是个回族女孩，父母都在百里外的一家牛肉面馆打工，六点上岗，晚上十点下班，日复一日，在月末拿走两千元工资。肖儿常想，在闭塞的厨房里，在面汤的蒸汽后，爸爸妈妈会想她吗？有一天她辗转反侧，拿爷爷的手机给妈妈发了一条短信：“没人管我。”两个月后父母回来，她抱着妈妈的腰，说，“你们在家，我们学费交不出，你们不在，我想得很。”妈妈摸着肖儿的头说，他们这代回族人都没上学，太苦，她求肖儿好好读书，别像他们那样，早早就出来学手艺。

杨丽对晶晶和肖儿说，最近班里的同学都讨厌她，说她不懂谦让，不会在别人伤心的时候说暖心的话。杨丽觉得委屈，她想在她落泪的时候，也没有过人来嘘寒问暖——顶多是奶奶从身后抱住她，以布满皱纹的手掌和女人特有的沉默告诉她，面对苦痛需忍气吞声。她想大概因为她是留守儿童，才错过了学习繁文缛节，人情世故；因为她是留守儿童，才格格不入。然而她想起儿时坐在地里，看着爸爸抚着锄头汗如雨下的样子，她想她并不记恨他们。她爱他们。她希望，爸爸妈妈也不要因为她的胡思乱想而记恨于她。

老师问爷爷对杨丽的期待时，杨丽就坐在身边写作业。爷爷抽了口烟，说，没有什么期待，之后让这娃学点知识就上社会打工去。杨丽把头微微撇向一边，仍装着认真做题的样子。其实，她最想做一个老师。她喜欢语文和英语，喜欢课外书，她想把知识传递给孩子们。老师说，“让别人因你的存在而精彩。”她想，要是能成为那样的人就好了——她想象溪水冲进干涸的河道，沙尘里长出绿树和草——她的心情随之焕然一新。

——

颉工仍然记得景军出走的那天。他回到家，看到景妈捂着手指坐在床边上，小儿子在一边玩手机游戏。景妈说，我和景军吵了架，他咬了我的手指，我打了他，他跑了。颉工擦了把脸，在景妈身边坐下。他想，若是十年前，他现在已经冲出门。他记得景军还小时，他把他抡起来甩在空中，看到的路人说，像一个风车。然而现在他累了，他记不清有多少平静如斯的夜晚疲惫如影相随，而无力和宿命感一直延伸到1973年的早晨，扼住了他的脐带，好像年轻与愤怒从未喷涌而出。此时此刻，如往常一样，屋内静无声响，仿佛人人漠不相关。

景妈打了景军。只有在打孩子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是个独立女人，而其他大多数时候，她只是依附于孩子的母亲。她没有工作，没有朋友，生活被圈在这十平米的租房里，打扫，烧饭和照顾孩子，像猪圈里的草，或被嚼碎或枯萎。到后来，她甚至懒得打扫了。她揣着一块肮脏的海绵，用它擦拭明显的灰尘，而那些乱七八糟的家具和垃圾，就让它们烂在这片土地上吧。“我生于81年，上到四年级。”她对景军的老师说，眼神涣散，像是遥远回忆将现实肢解了。“景军的爸爸，颉工，他差点考上大学。他是……79年的吧？”景妈意识到自己并不清楚颉工的年龄，她唯一的亲密男人也在此刻变得陌生了——她只是与他一同睡觉，给他生了两个男孩。然而她崇拜他。他是电工，有份稳定工作；他是男人，还差点就上了大学。她听他的话，为他做家庭妇女，为他拉上窗帘。她心甘情愿。

那天景军躲在山里，双手抱膝，风声四伏草木皆兵，他吓得魂飞魄散。夜半三分他自己走回家了，黑暗里妈妈在睡梦中颤了身，他想他最终还是会原谅她。周记里他写，“星期天，我妈不知怎么她了老跟我倔。她打了我两拳，我还了她一拳，她一直打我，我哭了好几次，到后面她指着我，我去咬她的手指头，结果她把手指头在我口里一勾我感觉很痛。舌头下很薄的东西变成很厚的，就是肿了。”景军今年十三岁，他爱做些小发明，把不同的玩具拆了嫁接在一起。他的梦想是当个发明家。然而他现在烦恼缠身——他说他的身体里有懒的思想，做作业时有一个声音让他专心，而另一个声音让他分神。在咬妈妈之前他已经连着一个礼拜没有交作业了，可他内心也想好好学习。妈妈告诉他，你不听话，我就打。妈妈打他的时候，景军说他害怕。

景妈常回忆起她在建筑工地上的三年。那时定西刚刚走出赤贫，黄沙中立起各式各样的水泥房子。她是个二十岁的姑娘，却有着比男人更强壮的身体，干男人都觉得吃力的活。在傍晚，她瘫坐着发呆，看周围水泥工三五成群地打牌和抽烟。这些画面已经过去多久了？如今她坐在床边，散落的油锅和碗还堆在水池，午休的景军和弟弟正在熟睡，阳光在棉布窗帘的缝隙外鬼鬼祟祟。她还依稀记得钢铁和螺丝的味道——然而在时间里它们碎掉了，像晒干的树叶裂开时那般完整与干脆。她成了丈夫的手臂，孩子的奴隶。她在孩子做作业的时候给他们端水，拿手机，到后来孩子只需抬手她便能心领神会。“他们写字的时候，我就帮着。”她对老师说，“教育方法？没什么方法。不听话，打。打了，用处也不大。”她露出失落的表情。“他们考试好的时候，也会奖励。奖励玩具，想吃的东西，小自行车。”她想起给景军买的玩具，他拆了又装，装了又拆——那是记忆里不多的几个其乐融融的时刻。她想孩子总要长大，男孩终会远走高飞，那时她就真的一无所有了，只剩手边的海绵。“我对他们的期望就是，10年后，考上学校，有工作，有饭吃，不瞎苦。”她攒着黑色的海绵说，“我就是在瞎苦。”

“期望？”颉工笑了，像是宴会上用反问化解滑稽调侃的宾客，“期望就是，顺其自然。期望越高，失望越大。”颉工穿着迷彩服，掸去袖臂和裤腿的灰尘，身边的景妈拿着海绵轻拂拾遗。他看着妻子，忽然觉得这么多年他们从未交心，而他看她的眼神和方式，像是在看一只动物，一条巴甫洛夫的狗，除了吃饭睡觉再无反馈。平静的生活里他心旷神怡，觉得一切都已注定，正按部就班——然而曾经他也是个愤怒的男人。他说以前对景军有过高的期望，总打他，后来一天他怒火中烧，气结在腹里，使他直到现在都直不起腰。而再在此之前，他是个愤怒的孩子。那时他和景军一样，是个调皮学生，喜欢玩些索然无味的小机械，梦想有朝一日成为工程师。在考高中时他面临一扇大门，要不就考上，要不就回家干农活。他通过了命运的检验。高考时，他没有。他是在偶然性里被筛选掉的中等学生，没有资格说胸有成竹或命不至此。到了今天，人们问他是否遗憾，是否是因为一时运气而被改变一生，他都摇头，说，这是命运，是命里注定的。结婚以后他成了电工，却迷上了道学，常说些“阴阳祸根”之类的理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和谐。”他对景军的老师说，让对面的他们摸不着头脑，“老子的学问太深奥，放到教育里也一样。凡事都不能太极端，只要心正就可以了。我们高中时老师打学生都要打到嘴角出血为止，教育孩子就要把歪枝剪掉。”颉工说到后来，似乎前后矛盾，缘木求鱼，然而语气却是超脱世外——讲起自己的辛苦和境遇，都是一笑了之，仿佛心灵盘旋在天界，手脚已是他人的了。“打工就不好吗？不一定。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越危险。”他豁然开朗了；他终于与命运和解。景军出走的那天，他安然睡下，无力与宿命感穿梭回1973年的早晨，将年轻与愤怒付之一炬。他的啼哭中止；他的不甘消失。此时此刻，屋内静无声响，这是和谐世界的本来模样。

——

胜寒在电话里听我讲定西故事，总会出戏地想起我们的故乡小城——除却富裕，它们同样的闭塞、迷离。他想起九年前我们住一个宿舍的模样，那时我们都是十岁出头的毛头小子。然而现在他都记不清坏蛋和四眼的名字。原来已经九年过去了？他是什么时候停止作为一个孩子的？

如今他一个人躺在宿舍的床上，Durham的冬天漫长而无趣。最近的一年里，他都无法很好地入睡。在睡不着的时候，他就思索时间。他的头发长了。他的胡须周而复始。他有时计算九年里他剃了多少次胡子——如果每次都把胡须放进塑料袋，也许现在就可以理清时间的纹络。然而它们都被冲进了下水道。那些尖锐如初生竹笋般的胡茬，现在是老鼠床底陈旧的嫁衣。

他记得九年前刚长出胡须的时候，他对着镜子，感觉自己终于成了一个cool man，一个成熟男人。那时宿舍里还热闹非凡。他记得坏蛋把臭脚打得闷在被子里哭。臭脚说，我要去告老师，我爸妈很厉害的，我叫老师弄死你。坏蛋说，你去告，你去告。他也记得小冯。刚开始他活泼可爱，总在熄灯前大声倒数五四三二一——可老师都不喜欢他。每当老师课上羞辱他的时候，小冯就紧握着笔，双眼瞪着老师。后来他觉得这个世界是错误的，心情在狂喜与狂怒之间摇摆。宿舍里他不说话，变得爱理不理。他走的那天没有告别。又过了一天，老师把他桌子撤走了，说他以后不来了，去美国了。好像给一个无关的老人收拾遗物，所有珍贵的东西都可以一扫而空。

他自然记得和我的快乐时光。第一次QQ聊天，我说，我要去看火箭对湖人啦。他说，是足球比赛吗？他觉得自己出了洋相，还不够做一个酷哥儿。在学校里他和我迅速地好上了。中午我们出去骑车下馆子，我坐在坐凳上，他立着踏脚踏板——那时他好像有无穷的力气。路上我们聊女孩子，聊未来，一聊都忧伤了起来。有一次，我们还给小汽车撞倒了。滚到地上的时候我们哇哇大叫，站起来才发现没事，只是自行车散架了。他记得那时候常去的饭馆，扇子肉香味扑鼻，西瓜每次都上得很慢。

胜寒觉得自己只是碰巧有天赋一直考第一名，而内心其实是想做个桀骜不驯的cool guy。他记得小学常常把上衣束在裤子里，而别人提起他就是那个聪明脾气好的男孩。他生气了。他和坏孩子出去飙车；他在拔河比赛带领发育了的班级战胜了没发育的班级；他留比平头长一点的头发，在出宿舍之前先用冷水抹头，让头发竖起来。

初一的曹老师让他做班长。“你是第一名啊，你成绩最好啊，你来当班长。”他觉得做了走狗。没几天他本性开始暴露了，和后桌的女孩讲话，被曹老师叫出门。曹老师训话的时候他到处乱看。她说，你看着我。他就低头盯着她的胸。窗边的小冯和我都偷偷笑他。

他仍然认真学习。初一开学没多久，高中教数学的老师把他和几个孩子招到一起，说一些冬令营，保送之类他听不懂的名词。他觉得好酷，自己成了被选中的孩子。从那天晚上起，他开始每天被窝里打手电筒看书了。他借了一本初三数学书，看了一个晚上，没有看懂。他烦躁不安。臭脚说你不怕伤眼睛吗。他说，他的眼睛会在十八岁前瞎掉。

这些事都模糊了，现在他回望起来无足轻重，一些琐碎的事情反而变得更为清晰。他记得隔壁班扫地的悠儿，她白而瘦，讲话不多，总在门外安静扫地。我对他说，悠儿可能喜欢你，她路过班级的时候偷偷找你。他开始关注她，在她拿扫帚的时候竖起头发。后来，一天晚上，我从上铺伸下头，说，“我撒了一个谎。”他才知道悠儿并没真的注意他，而心中的感觉立刻淡了。上高中以后，悠儿突然找到他，说，如果你天天请我吃早饭，我就让你追我。他不置可否。

他想起丁丁。

丁丁有一双大眼睛，从小练跳舞，是班里最好看的女孩。如今他的脑袋嗡嗡作响；他疲惫；记忆如泥沼里撒开的红丝带，若隐若现，无头无绪，然而属于丁丁的那一段却总能如抽丝剥茧般脱颖而出。他记得初一暑假去了一个英语夏令营，丁丁恰好也在。那时她正和班上的雨轩正谈得火热哩。有一天，一个傻大个欺负她，胜寒作为她男朋友的朋友给她出头。她以为他和大块头沆瀣一气，就打了他一巴掌。他说，我是帮你出头。她说，哦，那对不起。过了几天，他一个人坐到门外喝酒，想起她，很忧伤。

初二刚开学，丁丁找到胜寒，说有一个跳舞比赛缺两个男生，让他帮忙拉人。胜寒拉不到人，就拉了我和他自己。他和我从没学过，也笨。每天，胜寒立在顶楼的空教室里，丁丁弯着腰纠正他僵硬的四肢。“这样”，“这样”。后来无聊了，他们就在教室里追来追去。有一次他俩互相拍粉笔灰，胜寒僵硬的双手不知轻重，一不小心给了她一巴掌。她抬起头说，你为什么打我？胜寒看到她惹人怜爱的样子，一瞬间心都化了。

练习结束，大家都回去自习。丁丁一个人俯在窗台的栏杆上，怅然若失的样子。胜寒上前去安慰她，却好像无能为力。他觉得女孩总是难以捉摸，她们莫名其妙地伤心。从那时起他把她当作妹妹。他想保护她。他已经有胡须，是个成熟男人了。

跳舞比赛很快到来了。他们来到现场，发现横幅上写的是英语口语大赛。他们一边在台上咿咿呀呀地唱，What time is it? Summertime! 一边跳着从未协调过的舞蹈。他们拿了二等奖，两个奖项中分量较轻的那个。回去的路上丁丁转过头对他说，她不想当妹妹了。胜寒张大嘴巴，啥？过了一会他明白了，说，我愿意。

他记得那年冬天下了好大的雪，江南是不常下雪的。我说，我觉得我们都是这苍茫天地间的吟游诗人。我对自己的比喻洋洋得意。胜寒记得丁丁在他身边瑟瑟发抖，他就把她的手攒在自己手心里。后来每天自习下课，他和丁丁都不约而同跑去顶楼的空教室，在外墙面前拥抱和亲吻。现在他躺在宿舍的床上，那种感觉又涌上心头，他觉得这就是他能定义的初恋的感觉。九年前的所有事情都变成黑白的了，而唯此情景他仍记忆犹新。后来，他谈过许多恋爱，认识许多女孩，可年幼的丁丁却愈发熠熠生辉。

美好的日子都是白驹过隙。一天他从外面培训回来，看到我的床空了。我去上海上学了。他感觉只是眼睛一闭一睁的时间。前些天我还在他们讲黄色笑话的时候道貌岸然呢。他想起早已离开的小冯。他已经很久没有想起小冯了。他怕自己也这么忘记我。

他和丁丁开始吵架。他不大说话，总把积怨埋在心里，这就让丁丁更加生气。初三以后另一个女孩出现，发疯似地迷恋他，在他生病时跑到太平间里去找他。他焦头烂额。他和丁丁分手了，他觉得就像蚂蚁决堤一样不知不觉。快中考的时候，他第一次烦恼了。学习不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他感觉沉重。

初三的时候我回学校来看他。我站在窗外，和他微笑示意。老师正在发火，班级期中考试很差。她让我进来，站在讲台前数落大家。我显得尴尬。胜寒觉得老师在利用我，让我被无可奈何地孤立了。他觉得过去再没法回来，就像火车站目送列车离开。

后来的许多年里，他都觉得自己是被列车遗弃的那个人，被困在过去，被迫做一个车站里的孩子。他觉得时间似乎有一个顶点，从那里开始他像流沙般向两边滑落，滑进童年的泥沼和衰老的陷阱，而那个光辉的顶点像星辰般越发遥不可及。“不过是些平常的事，貌不惊人。”他告诉自己——可为何他久久无法释怀呢。他喜爱的女孩早已有了新生活，他的朋友也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为何只有他仍踟蹰不前？

他一直没能忘掉丁丁。

大学放假，有一天他和同学吃烧烤，正好在丁丁家楼下。他给丁丁发了条短信，没想到丁丁就跑下来。之前他还在和朋友吹牛，说他以前有个特别漂亮可爱的妹子，醉眼迷离的时候，居然看见她。看着丁丁从未变过的大眼睛，胜寒顿时语塞了。过去又扑面而来。他分不清时间，仿佛这是summertime，是那个愚蠢的英语比赛。她回头的刹那他觉得滑行中止了。他又与星辰藕断丝连。

——

她想起五十多年前饥荒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定西姑娘。那时人们叫她小安而非安奶奶。她住在十八里铺，离定西十八公里。彼时一家七口人，如今只剩下她和两个哥哥。

她常想起饥荒时的情景。那是六零年，她十一岁，眼神是清澈的。田野上的尸体和干裂的大地横亘在她没有滤镜的记忆里面，五十年来不断闪现在眼前。她觉得是因为老了，因为孤独，童年景象才更加肆无忌惮地纷至沓来。有时她梦中惊醒，饥肠辘辘仍如身临其境。而她随之感到庆幸——她意识到自己已有了女儿，有了孙子，在六零年后有了一段平凡、漫无边际的人生。

她说，她还记得五六、五七年的事情，那时还是包产到户呢，日子过得辛苦、波澜不惊。五八年，时代骚动起来，大跃进开始了。在定西，大人们被征去引洮和“平天震地”——把河流引来，把山坡铲平，这样就好种地。大人走后，大队上的人来家里收东西。灶台，锅子，桌子，凳子，都没有了，整个屋子只剩下炕和被子。有床的人家，连床也收走了。

“刮共产风了嘛。要都成为无产阶级。”

六零年，十一岁的小安每天和兄弟姐妹去公社食堂吃大锅饭，两顿一天，没有米，没有面，只有糊糊子。大大（爸爸）在这一年回来，据他说，引洮工程失败了，“平天震地”也没有了下文。“人定胜天”成了逞强的呐喊，虚弱如大洪水前绝望的人类。

也是在这一年，天开始不下雨了。

人们抬头望天。四季更迭，朝夕交替仍一成不变，只是不再对人施以恩惠。庄稼枯萎了，食堂烧不出吃的。小安饿得不行，一早就出门挖野菜去。有的能吃，有的不能，但人人自危，有的吃就不错了。她记得那时杏子还没熟，是青色的，有毒。她看到便摘下来吃，吃完，居然感觉身体好了许多。大大还让她满山去挖土豆。土豆都被大人们挖空了，小安就跟在他们后面，在地上找他们不小心漏掉的小块头。

一天晚上，他们一家人团坐在屋里，沉默不言——他们山穷水尽了。大大哄骗儿女们睡觉，许诺一些不可能的希望。夜半，他独自起床，去半山腰偷别人家晒干的白菜。出门的时候，他被抓住了。他被人围起来，打在地上。快黎明的时候，他步履蹒跚回到家，躺在炕上。第二天，他不说话，只是看着外面。过了几天，他断气了。家人把他抬出门，挖了小小一个坑，就埋了。

“那时死了人，就和死了动物一样。”

她忘了自己是如何熬过艰难岁月，忘了具体的细节，维生素和蛋白质如何在她体内维持脆弱平衡——然而对于死之渺小，生之无助她却记忆犹新。当她仍是孩子的时候，她就学会将一切苦难习以为常。她记得那时坐在泥地上，从白天到晚上，只是想：

“有白面馍馍吃，就好了。”

“如果吃饱了，就想要一件花衣裳。”

直到六三年，庄稼才终于长起来，小安和家人不必再忍饥挨饿。然而和邻人聊家长里短的时候，人们会刻意地略过那些死去的人、腐烂在地里的尸体，仿佛一段突如其来的噩梦，旧事重提只会雪上加霜。小安留意到那些消失的同辈小孩，那些嬉戏和笑声还余音绕梁。她有时会追问，为什么消失的是他们，而不是她？为什么她在饥饿中活了下来，为什么她吃下青涩的杏子却安然无恙？岁月稀释了她的追问，却没有回答。

丰衣足食的年代里，她喜欢给女儿们讲自己的故事。女儿们没经历过，对残忍的事物，都不爱听。有时候，她嫌饭菜不好吃，女儿们就在一旁打趣：“你经历了六零年的人，还挑食。”她便低下头去，闷声吃饭。

结婚那天是她第一次穿上儿时梦想的花衣裳。之前政府每年每人发两尺布，可两尺做不了衣服。正如那个时代千万的女人一样，她并不了解当时的丈夫，是因为婚姻他们才走到一起。结婚的时候是六七年，她十八岁，丈夫二十一。房间里丈夫告诉她，他希望有个儿子，所有儿女都能念书；他希望一家人上进，有一半的孩子能拿到城市户口。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的苦难画上句号了，命运报之以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其实，结婚的时候，生活还苦的很哩。那时没有主粮，只有玉米和小米，而长麦子那是七零年以后的事了。但她觉得这些都没有关系，比起命悬一线的童年简直不值一提。十八岁的她对未来充满信心。

她最终没能生出儿子，却有了七个女儿。除此之外，丈夫的诺言和期待都一一实现。重新包产到户以后，他们在马路边上开了压面铺子，赚来的钱供女儿们上学。三十五岁时她忽然觉得自己是大人了。那时她已经有了几个娃娃，开始操心，发愁。是忧虑让她感觉青春已逝。压面铺子里她和丈夫忙得不可开交，十二点睡觉，四点起床干活，然而一年到头看到劳有所得她感觉欣慰，觉得老去也值得。她看着丈夫把兴高采烈的孩子们放上拖拉机后背的沙丘上，载去兰州城里玩耍。在女儿的歌声和拖拉机渐远的轰鸣里，她感激命运仁慈。

三女儿结婚那天，是在山底下。有人拍照，有人录像。在喜庆的时刻，她却感伤。她想起女儿上大学时每周回家，她都送到火车站，目送女儿远行。那时她便知道女儿有一天会离开，走得远远的。这一天很快到来了。女儿走上红毯的时候她想起十八岁的自己，单纯羞涩，而如今的女儿却落落大方。她既宽慰又忧愁；她希望女婿也能像丈夫那样顶天立地。她转头看着丈夫——他是个有个性的人，想好的事情非干不可，而如今却犹豫不决，畏手畏脚，他是否也在分享她的忧虑呢？

在眼看着辛苦日子就要走向尽头的时候，丈夫去世了。那时女儿已经成为城里有名的英语老师，而她膝下也刚子孙满堂——她还以为终于到了他们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刻。丈夫走后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定西城里造起鳞次栉比的水泥房子，她却六神无主。直到现在，没有一天她不想起他——他们一起经历过饥荒，贫穷，而那段艰难时世竟成快乐的日子了。

“如果还活着，他就有福享了。”她说，“现在，有福我一个人享，有难我一个人当。”

丈夫走后她觉得自己真的老了，皱纹让她想起童年时看到的干裂的大地。那时她的眼神尚且清澈，而如今已含混不清。她说，人老了之后，过一天是一天，过一年是一年，一辈子过得快得很，一周一眨眼就过去了。嗡嗡的耳中她可以听到时间的流水声，它们哗哗而过，像是孩子们遥远的嬉闹。在十二岁的外孙身上她看到五十多年前的定西孩子，瘦骨嶙峋，蹲在干涸的地球表皮上寻找大人遗落的土豆。如今的外孙过得相当舒坦，饭要端到跟前才肯下咽。她告诉他，在我们那个时候，生活比你要辛苦许多。

“再好着了，再好得很。”谈起如今的生活，她说，“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