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我来到甘肃定西做英语老师。

定西是黄沙里的城。我记得从飞机的舷窗里看甘肃，层层叠叠、杳无人迹的山坡，像大地冰冻住波浪，睡梦里长出一层泥土的薄衣。万物好像都在一瞬之间出生，却有了永恒的面貌。后来我坐上去往定西城的颠簸大巴。我们穿梭于层峦叠嶂的山脉，琥珀里的浪花逼近又远去。三个月前我去会宁时也路过这里，我记得路边有男人抽烟。那时还是夏天，他把衣服卷到胸部，沙尘涂抹了他的脸。如今三个月过去，我坐进初一年级的教室，英语课上王老师在讲现在进行时。

“Look, Chen Yu is standing. But, I often stand.”

王老师在同一个讲台前站了快二十年了。黑板槽里日复一日地积满粉笔灰，然后被吹落。椅子断了，桌子刮痕累累，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把新桌椅从空教室搬进来。空气中一如既往能看到飘散的灰尘与微粒，二十年前羞涩的乡下姑娘把它们吹散，如今她们嫁入南宁和郑州，有着一个或两个孩子，过着比在定西更好的生活。坐在底下，我好奇王老师是否曾思索过现在进行时的滑稽。小胖子Chen Yu站着的这一刻显得如此漫长，而过去却稍纵即逝。

过去的痕迹早已难以寻觅。定西五十年前曾饿死过许多人，有人说陇中至少死了一百三十万。那时国家开展了引洮工程，“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干旱面貌”。大队征用了整个甘中地区的青壮年，结果引洮不成，粮食也荒芜了。人们挖树皮，甚至吃人肉。恍然五十载，洮河水终于在去年通入了定西。如今黄沙里长出绿色的柳树，糖炒栗子在石英砂里翻来覆去，驼背老人在街边卖橘子和葡萄。

二十年的教师生涯，让王老师早就对教学育人信手拈来了。课上她问孩子们，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会喜欢自己吗？如果你是一个老师，你会喜欢自己这样的学生吗？

四分之一的孩子举了手。王老师告诉大家，自信和自负不一样。她说十一班的孩子们都不喜欢自己。他们说，我觉得自己偷懒，我觉得自己成绩差，但他们的平均分最高。

你为什么喜欢自己？王老师问后排低头举手的女孩。

我成绩……还不错，我……下课活泼。小女孩说。她低着头，肮脏的校服让她显得鼓鼓囊囊。第一排的小个子捂嘴偷笑，快活的声音从参差不齐的牙齿里钻出来。王老师给了女孩一颗糖，这让她红了脸。她在老师转身之后捂住了嘴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教室的正前方是一面钟。钟的两边是几个红体字：团结拼搏，求实创新。教室墙壁上贴着另外一幅对联：静中显竞，竞中取胜。教育里时刻充斥着这种伪善的命题——老师要求学生尽可能谦逊，但墙上的警言暗示人要笑里藏刀。教室里有一股干了的牛粪的味道。窗外有一根锈了的大烟囱，如果我在这里上学，我会整天整天地看着它。

我任教的初中在县城里，然而八成学生都来自农村。事实上农村学校的慈善捐款源源不断，但孩子已经所剩无几。农民都把孩子送进城里，更好的教育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可惜出人头地的不过万分之一。下课之后没做作业的孩子跟着老师回了办公室。那个孩子矮小而瘦弱，他戴着一副墨绿边框的眼镜。

作业呢。老师问。

什么作业？孩子喃喃自语。他张开嘴，露出疑惑的表情。

什么作业？老师生气了，拧住他的袖管。孩子害怕了。他张开的嘴唇抖动起来，合也合不上。紧接着，泪水从眼眶里一粒一粒滚出来。

第几次了？第几次了？空白的给我交上来？老师的神情让我都不寒而栗。孩子攒着作业本，随着老师的一声“走！”连滚带爬地跑出办公室。我想起二年级的清晨，在姑姑的自行车后座上，我也突然脑袋一空。啊。真的忘记做了。怎么办？我一路出着冷汗，呆滞的眼睛眨也不眨一下。

老师，我忘带了。我走到老师的桌前，头撇向一边。

回去拿。老师拿红笔批着作业，若无其事。我偷偷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喔。

现在！老师把红笔一甩。她抬头吼我。

我呼哧呼哧地跑回教室，从桌肚里掏出空白的作业本，只敢翻开一个角确认一下，就匆匆塞进衣服。出门的时候，同学们都用耻辱的眼光看着我。我后悔了。我会对将来的孩子说学习改变命运。

去哪里？保安问。他的肚子很大，像是要从保安服里挤出来。我常想象外星人入侵学校，那时他会变出两个大耳朵，掏出钉耙来保护我们。

回家。我说。

而现在我变成指手画脚的人了。我看着孩子们在办公室里惊惶失措。他们排队背单词，背错了就要被打手心。而早操时偷偷讲话的几个孩子则一字排开地趴在地上，班主任拿木棍打他们的屁股。他们啊啊地喊着，下一刻便收住嘴巴。老师们说有些乡下孩子不打不长记性，而进城的家长们则恳求老师打得再狠一点。传说初三年级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常把学生打得在地上翻来覆去，可学生毕业以后都紧紧拥抱他，痛哭流涕，依依不舍。他们明白了疼痛使人成长，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他们感激努力拼搏的无悔青春。

——

王老师有时会看着窗外的烟囱发呆，那些锈迹像皱纹一样一根根连进心脏里。她想象锅炉的轰鸣，那些直上云霄的气体——它们总是在工作，日以继夜。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就生长在学校附近，那时这里还是一片土坡，烟囱也无影无踪。她觉得万物好像都在一瞬之间出生。那些砖瓦，那些石路上裂开的缝隙，那些气势凌人的办公大楼。It happened all of a sudden, all of an Augenblick. And it is not happening.

通常王老师不让自己停下来。她是学校里最出色的英语老师，做事雷厉风行，也最让人放心。即便如此，她仍不停地批作业，教导学生，实在无事可做时也会帮着办公室拖地打扫。回到家，她帮家里做饭，做家务，帮高三的女儿辅导作业。日子纷纷而过，她得到各种各样的赞誉，人人都羡慕她，然而她有时还是怅然若失。

“也许我就是喜欢干活。”她自言自语。这难道不是社会对完美女人的要求么？能干，吃苦耐劳，把所有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然而她却总觉得却总像少了什么似得。她问自己过得是否开心——除了命定的磨难和必须背负的责任，她过得并不难堪啊。那么，她又在担心什么呢？

她又想起小时候，七十年代的定西农村，那时她过得无忧无虑。她是七个姐妹中的老三，因为长得不可爱，没有女孩和她玩儿，她就成天出去和男孩打闹，可读书却还是最好的那个。她记得有一次学校里的男孩叫老四“王八”，老四哭哭啼啼地回来，她头也不回就上门去教训那个臭小子。那时哪想得到将来要为人师表——甚至连理想都了无边际哩。她只是觉得做老师威武，可以光明正大地吃公粮。她想以后最好也能当个市民，拿城市户口。

她的童年已经不用忍饥挨饿了。大饥荒已经过去，她只从妈妈的嘴里听到以前人家的凄惨故事。一到九月，或者十一月的傍晚，炊烟四起，泥土上都弥漫着洋芋味，那是她一年里最爱的时刻。富有的人家会宰猪——六七点钟的时候，她们姐妹几个守在别人的家门口，闻着肉味望梅止渴，像吃大餐一样。癞蛤蟆也陪在一旁呱呱地叫着，晚霞像染缸里碎了的蛋壳。

那时洮河还没有通水，她们喝的都是城里供应的自来水，一毛钱一担水，但如果用装汽油的大桶去灌水，一桶只要六毛，却相当于十二担水。孩子们不知道珍惜水，一到夏天还是常常戏水打闹。到冬天，大家都躲回土房了。开春寒的时候，老师会让她们背柴去学校生火。老师在火苗摇曳里一板一眼地讲课，孩子们的脸都被熏红了。

她也记得特别爱孩子的爸爸妈妈。八十年代定西包产到户，她们一家就在路边开了一个压面铺子，每到赚了些小钱的时候，父母就带孩子们去兰州玩。爸爸开着一辆大拖拉机，后面托着小山坡一样的沙丘。爸爸在沙子顶上挖了个坑，她们姊妹几个就坐在上面。现在坐大巴车，一个半小时就能从兰州去定西，然而她却更怀念爸爸的拖拉机——到兰州的时候，已经过去四五个小时了，太阳都快落山咯。阳光透过黄土高坡的尘埃落在她身旁的沙丘上，触手可及。

现在，爸爸已经不在十多年了，她仍时常想起他。爸爸生前最大的心愿，是让七个孩子中有三个能走出农村。他的愿望达成了。王老师有时觉得这都是天意——她并未想过做教师，然而教师让她拿到了城市户口。她想如果自己还呆在农村，现在也许就在街边的摊位上卖蔬菜和水果。不过她是个努力进取的女人，她觉得即便如此自己也可以过得丰衣足食。

她最初在乡下做老师，做了八年。也许因为自己出自农村，知道孩子们的自卑和无奈，王老师和孩子们的关系特别好。农村孩子并非异乎寻常——他们既不会睁着求知的大眼睛，也不会偷鸡摸狗。比起城里的孩子们，他们只是显得脏兮兮的——有些孩子鼻涕拖得很长，也不以为然。他们大多害羞，不敢和老师说话，问一句说一句。王老师把家里的故衣带来，送给冬天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有些穷孩子早晨来上学要走几个小时的山路，王老师就把他们叫到宿舍，把和丈夫学的一手川菜炒给他们吃。一边吃，孩子们一边讲他们自己的故事。她记得一个女孩姓高，她到现在都记得她的面容。女孩平常不和同学讲话，吃饭也不吭声，只是一个人呆在角落里若有所思。那天吃着吃着，王老师问她的住处，她开口小声说了个村名，突然就让王老师想起那儿的一个老师，传说他常年对女学生图谋不轨，而如今已经被枪决了。王老师赶紧问她，你小学就在那个学校念的吗？姓高的女孩低下头，不说话了。

过了一阵子，女孩来到王老师办公室，说，老师，我明年不念书了。

为什么？

不能念书了。

女孩回头就走了。至于为什么不能念，王老师始终不得而知。也许是怀孕了，也许是左邻右舍的风言风语。女孩初中没毕业就回家了，王老师再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她希望她后来嫁了好人家，有了几个漂亮娃娃。她希望再偶然撞见她时她变得能说会道，叫唤身边的女儿喊奶奶，仿佛过去的阴霾都一扫而光了。

王老师两千年初来到定西城里。光考上城里初中的老师名额她就用了两年，而再过了两年她竟成为了这里的招牌老师。家长倾其所有让孩子上她的班，老师见着她也毕恭毕敬了。她告诉年轻老师，做老师要记着自己的本分，不要昧良心，要一视同仁、换位思考；打孩子的时候注意分寸，想想如果是你自己孩子你会怎么做。年轻老师们点点头，看着手边的棍子，若有所思。王老师每天忙忙碌碌地工作，并没有在意今年是她教书的第二十多个年头了，仿佛日子重叠在一起就不值一提。某一天她接到学生的电话。喂？是王老师吗？我是你以前在山里的学生，你还记得我吗？那时我家里离学校很远，你还跟我翻身越岭去家访呢，到家的时候天都黑了。我现在嫁到郑州，过得很好，有两个宝宝了。

是在那时她觉得光阴如梭。她望着那根锈了的大烟囱——是什么让她觉得失落？她想也许是女儿的成绩不太好，而人家老师的孩子都出类拔萃，这让她有些尴尬。又也许因为现在是三口之家，总觉得没有从前三世同堂，八个姐妹那般热闹。可她一直所期望的无非就是家人平安健康，现在不正是如此吗？她忽然发现自己似乎从未有过什么奢望，总告诫自己，该有的都有了。偶尔她会去买彩票，开玩笑似地说，如果中了大奖她会先把学校里的操场给铺了。

她想也许她就是喜欢干活。她想女人生来便有鞠躬尽瘁的天赋。她尝试同时做一个好老师和一个好妻子，有时忙到一个早晨要在家和学校之间来回六次。她告诉自己，累是活人的特权，不累才奇怪呢。然后她觉得喧哗停止了，她听见生命在运转。她说烦恼一会儿就可以烟消云散。

——

如今我又走进教室，距离我第一次踏进初一教室正好九个年头。九年是很长的时间。

我记得我们的初一班主任是曹老师，她有一张漂亮脸蛋。后来我听说她是许多隔壁班男孩最初的性幻想对象。我记得她的双手撑在讲台上的模样，小臂是向外弯的。我们是她带的第一届学生，别被甜美脸蛋骗了，她总对我们大吼大叫。我听说她有一个军区的未婚夫。她总开着一辆红色马自达来学校。有许多女老师嫉妒她。不知她现在是否还和未婚夫在一起，是否有了孩子，换了车。九年是很长的时间。

我也记得我最初的宿舍和室友们。我记得窗外的野草，腐烂的肯德基纸盒，喜怒无常的空调和快活的臭虫。我们的室长是臭脚，他有一颗非同寻常的大头和一双无与伦比的臭脚。他钻进被窝的时候空气会焕然一新。后来我在大学里听到他的消息，听说他在宿舍里几天几夜不出门。他玩网游。气味像油滴一样从天花板坠落，溅在地上泛起涟漪。蚂蚁爬进他的拖鞋。

臭脚的上铺是四眼，他总在宿舍里放他MP3里的歌。我们都知道他的MP3里只有两首歌，隐形的翅膀，和一首日本歌。有一天晚上他问我要不要听隐形的翅膀，我说不要。他问我要不要听日本歌，我说不要。他迟钝了一下，问我那要不要听隐形的翅膀。四眼那时是一个黝黑的小胖子，他的厚眼镜让我想象他三十年后坐在办公桌边签文件时的模样。那时他的头发稀疏了；他和孩子用官腔讲话。

胜寒是我最好的朋友，同宿舍我只和他还有联系。他是年级第一名。他每晚都在被子里打手电筒开夜工。他说他的眼睛会在十八岁前瞎掉。

小冯是另一个室友。他人高马大，但是胆子小。他的头是椭圆形的，像动画片里的不高兴。有一天他撒尿没有撒干净，怕弄脏裤子便外八字地走路。我故意推他。他的尿溅在裤子上。他打了我一巴掌。我回了他一巴掌。他告诉了老师。我写了检讨。我们成了朋友。

坏蛋是最后一个室友。他个子小，但他一身痞气。有一天小冯让他熄灯不要讲话，指着他说小心我赏你一个巴掌。坏蛋说有种你打。他凑上前去，用鼻子顶小冯颤抖的手指。小冯咬着嘴唇。他回头去解坏蛋衣柜上的密码锁。不一会儿他解开了，拿着解开的密码锁挨个床头炫耀和握手。坏蛋一把夺过锁摔在地上。锁碎了。小冯躲进被窝喃喃自语说不是我摔的。坏蛋说是我摔的。黑夜里我听到坏蛋啜泣的声音。我听说坏蛋后来去了大专，现在和女朋友在深圳打工。他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歧视落后地区的孩子；他瞧不起穷人。他成了一个坏蛋。他坐在台阶上抽烟的时候深圳是雾蒙蒙的天。他早就把这些孩子的打闹忘了。又或许他记得最清楚。

我再没见过其他人，只在上大学以后见过胜寒。他留了更长的头发和胡须；他二十一岁了，眼睛仍安然无恙。他去了杜克，说自己一年以来睡眠都不大好。他会在莫名的时间睡着，也会在莫名的时间醒来。他说他的记忆力退化了，记不清四眼和坏蛋的名字。我说，我们都忘记了。

——

欣宇带着实习老师回家的时候，刘姐一下子措手不及。她没有想到老师今天来家访。她用双手捋头发，跑去黑了灯的厨房里端出一碗馍馍和塑料纸杯。她招呼欣宇去倒水。

“来，老师，吃馍馍。”

她怕自己难看，总是情不自禁地捋头发和低头。她记不清自己上次化妆的时候，那也许是二十年前了。她记得嫁给那个男人的日子。那天她涂着鲜艳口红，穿着大红衣裳，人们敲锣打鼓地走过村子。男人握着她的手，她觉得他会疼她一辈子。那天她以为未来是光明的。她会有几个蹒跚学步的儿子，他们大摇大摆地扑向她的怀抱。

“欣宇是个好孩子，不过最近数学总是考不及格。”

“他小学是尖子班，都考九十几分……现在他们班的同学好多不及格……他上课听不懂。”刘姐说。她又低下头。即使生活从不以她期待的模样铺展开来，孩子仍然一直是她的安慰。她记得老师对欣宇的每一句夸奖，他们甚至不知道孩子三年级之前都在乡下。她转头望着去隔间里写作业的欣宇，他自己开了台灯，白色的灯光打在他红扑扑的脸上，旁边是他两年前买的绿色小猪闹铃——那一刻她觉得这是上天恩赐。命运夺走了几乎所有的东西，而恰恰赦免了她无论如何也无法承受失去的孩子。她莫名地感觉侥幸。

“欣宇和我们说家里快穷得揭不开锅了，所以我过来看一看情况。”

刘姐撇开头尴尬地笑——老师又知道什么呢？他们觉得交学费是理所当然，觉得每户人家都可以炊烟四起。她环顾这间租了六年的小房间（房租已经从每月三百涨到了四百）。它一开始一无所有，后来她自己搭起了小厨房和隔间。她每天都打扫，把每件家具摆得整整齐齐。她要告诉欣宇如何直面贫穷。

“诶，对，前段时间的40元卷子钱，拖了两个月才交上。”她想起那两个月的时间，家里一分钱也不剩了。她期待在沙发或者床单底下藏着意外的二十元钱；她期待从天而降的好运。然而这从未发生。她每晚站在孩子的身边，在他聚精会神的时候给他端水和拿馍馍，但不敢正视他的眼睛。

“不过，打工者马上有稳定工作了，水产促销员，1800元一个月，早八点到晚八点，可以交房费和杂费了。”

她看老师皱了眉头，是因为“打工者”吗？她做一个打工者有多久了？她想起和那个男人离婚那天，那年孩子三岁，她觉得生活就快走到尽头了。她之前只是个农民，无非是想过安稳日子，现在离婚了，连地都失去了。男人给了四千元抚养费，说以后你和我无关，不要再来问我要钱，也不要再和孩子来见我。

她和老师说起这些的时候，泪眼婆娑，但她回头用指尖抹了抹眼睛，又恢复平静。后来她和孩子来到城里。因为没文化，她始终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她做了超市理货员，超市倒闭了。她当了十几天清洁工，人家说她超龄，也不要她了。之后，她就每天去人才市场的门口蹲着。许多像她一样的人蹲在她身旁，等着哪个老板给些零活做。有时老板让她挖树，有时让她擦车。她早上过去，干一天苦活，晚上领到60元的工钱。

孩子原先在娘家。如今妈妈已经七十多了，干不动活，就让姐夫负责种地。姐姐眼睛看不见了；姐姐家的孩子要看病。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常常无路可退。但每次娘家人来城里看她，总会带来一条鱼，一点米。

说到这里，刘姐抬头望着天花板，把眼泪收进心里。她说，“这日子，很麻烦，有时过得都没信心了。”她想起姐夫带来的鱼。鱼缸里的水干了，而河流还无迹可寻。

她也想起孩子三年级刚进城的模样，那时他水灵的眼睛看什么都是新奇的。油桶里的番薯，回族人的面缸。然而孩子不开心。后来他和老师说，他心里感觉不舒服，因为城里人同学都瞧不起乡下人，他抬不起头。小学时他就喜欢上了画画。他说，因为没有同学住在一起，他觉得画画能逃避寂寞。

“孩子不知道没有爸爸。我没说过。”

刘姐压低声音说。她也知道自己只是自欺欺人。姓妈妈的姓，和妈妈生活，难道没有一刻问过爸爸在哪里吗？她想孩子不说大概也是不想让妈妈难过，顺便把班上同学的趾高气昂都埋在心里。他只是回到家画画，画脑袋里的各种奇思妙想，画完扔在抽屉里。她安慰自己说，我没说，也许他真的就不会去想。

她有时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错的选择，是不是本应继续忍气吞声。如今她孤苦无依。她有孩子，单身的男人都嫌弃她。她户口不在安定区，领不了低保，而在户口所在的农村，低保都被村干部的亲属们吞占了。她去了信用社，结果没拿到贷款——因为单亲妈妈没有信用，没有信用的人不能贷款。

“可单亲者日子还是要过啊。”

她说的时候云淡风轻，仿佛早就仇恨和解了似得。她想起街坊的冷眼，想起沉默的母亲——她离婚的时候，母亲六十岁，一言不发地坐在床头。母亲经历过贫穷，饥荒，但都顽强地活了下来——但那时她觉得是自己让母亲一夜衰老，再没有气力去面对世界。现在，她自己也老了。她明白时间消解一切。

“对孩子有什么期待？”

“打工者最大希望就是把欣宇养大，健健康康。最好能考上大学，有一份稳定工作，别和打工者一样瞎苦，就好了。”

是从什么时候起“打工者”成了她的第一人称，甚至连“我”都忘记了？是他们都有相似的命运，而在这其中自我都被轻易操纵而无能为力吗？她不记得上次说“我”是什么时候，仿佛个人色彩只剩下阶级身份和被动语态。然而欣宇不是。他还是个孩子，他有自己的名字——对命运她照单全收，但她不允许其左右欣宇的人生。她说，现在希望一切寄托在孩子身上。

“欣宇有你这样坚强的妈妈也很幸运。”

“么办法，逼出来的。”刘姐说。后来老师和她说，有什么困难要和老师讲。她摇头说尽量不讲，自己辛苦些。老师说那样他们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帮忙。刘姐说，主要还是日子过得艰苦，怕人家笑话。

她常常觉得无望的日子就要到头，想着想着，自己反而充满希望。现在欣宇也学会周五做完作业，周六周日和妈妈一起去人才市场打零工了。她觉得终于时来运转，突如其来的幸福让她无以为报。她记得大半个月前，她蹲在人才市场辛苦挖了两天树，挣了一百块钱。她把钱攒在手心里，却正好看到欣宇眼馋的一辆旧自行车，狠了心，就买下送给他。她摸摸欣宇的头，说，要好好学习啊。欣宇兴奋得睡不着。每天早上，他都推车去学校，舍不得骑它。

至于未来——她想先辛苦干两天零活，给孩子买件棉衣——毕竟下周一天就要变冷了。定西的冬天总是很长，长得她都忘了春暖花开的滋味。她怕她习惯了霜冻的手在终于触摸春天时会惹人笑话，正如她在老师办公室门前踌躇不前，欲说还休，最后只是转身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