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世纪历史学

22 世纪初,历史学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品知识。这是说,人们仍勉强承认它在美学上的价值,但不再认为它有任何重要性,就像 21 世纪的古典学那样。许多知识已经消亡了。就像在这几个世纪中灭绝的动物那样。生存即真理。谁还会把历史比作一个不死的动物?
取而代之的是档案学。应当说,人类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在数据上的伟大发明(这包括监控、传感器和存储器)使档案学成了一门显学。在 22 世纪,摄像头、卫星遥感、脑机接口已经弥漫在人的生活空间中。数据显示,这个世纪出生的每个人,他们从生到死的物理和思想活动都将被记录下来。所以,怎么给数据分类,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数据点里建立相关性,就成了极其重要的知识,这是档案学的任务。
如果历史学尝试回答“为什么”,档案学就回答“怎么”。在 22 世纪,人们已经认定,问“为什么”是个伪命题,人不可能知道为什么,因为没有什么绝对的事物引向另一个。但人们可以回答“怎么”——我们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样?这可解释。用一堆数据关联另一堆。
我们的历史学家,出生在这样一个对他的职业而言不幸的年代。他年过半百,两鬓斑白,背部已有明显的弯曲,嘴唇也没有什么气色,显示出那种长期塌陷在软办公椅,拿自慰当做唯一锻炼方式的身体状态。他的办公室拼在档案学部门的角落里,那是部门给定性研究留下的唯一角落,幸好是背对着墙。有时在自慰结束后,我们的历史学家甩干手,安慰自己至少拿到了教职。
监控器显示,我们的历史学家常在一个空教室中踱步。这时他一改平时上课的有气无力,反而对着无人的座位高声演讲。历史是什么?历史由什么推动?他问。我们随即发现,即使在 22 世纪初,历史学仍在这个问题上踏步。历史学家继续大声说出他的判断,历史即个人,个人即童年!
我们笑了。
我们的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大分流”之前的那段历史。“大分流”是一个代际上的分流,出现在 21 世纪下半叶,当那场旷日持久的世界性战争终于告一段落之后。“大分流”的标志性时刻,是联合国把世界政治的议事权完全交由人工智能,自此以后,全世界的监控器、传感器、脑机接口指数级增长。一方面,人工智能需要更多的现实世界接口;另一方面 ,这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已经表明,人是不可信的、贪婪的、冲动的、需要被保护的。
在大分流之后出生的所有人,他们的物理和精神活动被详细地记录、归档。档案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它越详细,就越能预测人的未来。档案学家把“大分流”之前的种种宏观意外事件,归结于档案的不完整。假如我们知道所有的细节,我们也就知道所有细节汇聚成的那个事件,而那个事件就也能被推动或避免。
我们的历史学家出生在战争后期,“大分流”之前,因此他从青年时代起,每个动作都几乎被完整地记录下来。从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孩子,有点丑,非常瘦,看上去比较猥琐。他曾在课堂上偷看色情网站,被好事的同学推到地上,他在地上打滚,而他的平板上还在发出小音量的呻吟。那时他几乎对人失去信心了。
还好他遇到托尔斯泰。从青年时代起,他开始狂热地阅读《战争与和平》。他觉得这本书像是一个真理的开口,世上所有的真理都可以从里面被体会。他幻想自己是皮埃尔。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个历史学家。
他研究的是那场世界战争的起点。
21 世纪中叶,一位叫 Don 的政治家,在中东使用了核武器,自此,传统博弈论崩溃,世界大战开始。
当然,这是一句简要概述。档案早已表明,核武器并不是一个导火索,而是一系列行动的终点。在此之前数十年,A 国早已和 B 国在此有长期冲突,Don 的前任 Donald 就曾在此多次虚张声势。Don 向 B 国长老发下最后通牒,长老拒绝,炸毁了 A 国的航母。Don 投掷核武器。档案显示,Don 开始并没有意识到核武器的杀伤力如此大,如此彻底。世界战争就此开始了。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反复强调他的历史观:无数普通个体的意志和行动,形成了历史的微分,而它们一起则积成了历史的洪流,这洪流冷酷、必然、不可阻挡。因此任何个人无法改变历史。
我们的历史学家,这位托尔斯泰铁粉,却完全拒绝了他偶像这一历史观。在他看来,托尔斯泰的观念彻底地背叛了《战争与和平》,他甚至把任何他偶像书写历史哲学的页码撕掉(所以他撕了很多),或者用黑线密密麻麻地划掉,用笔戳,直到书页都破了,皱起来。他认为,正是托尔斯泰故事里的皮埃尔、安德烈、娜塔莎,乃至农民普拉东、车夫这些人的自由意志,动摇了决定论,动摇了必然性,并且是以一种非黑即白的方式动摇了。他不允许托尔斯泰背叛他们。
因此他表面上在研究世界战争的起点,实则是在研究 Don。
世界战争爆发的那年,Don 风华正茂。他也刚过五十,有一头精心打理过的金发,身板挺得笔直。整个 A 国都迷恋他的故事。他一穷二白地出生在阿肯色州,中学阶段就当上了橄榄球明星,大学成绩一塌糊涂,却成为新时代朋克青年,反对 DEI,反对非二元性别论,主张回归 A 国传统家庭。他精力充沛,能言善辩,宣称要通过辩论唤醒 A 国人的精神肌肉,渐渐在社交媒体上成了红人。然后他去了军队,参加了 Donald 时代的第一次美伊战争。之后他白手起家,成了商界大亨,转头参与政治,靠拥抱极右翼民族主义纲领,成功当选总统。
几十年后,Don 的面相被解封的脑机接口档案、监控器资料揭得片甲不留:这是一个精于计算,懂得管理形象、察言观色和博取同情的人。他发动战争是出于被动回应,否则他怎么会做损己的事情呢?战争的进展出乎意料,他按下了那个核武器的按钮,确信 B 国无力抵抗,结果是卷入一场世界性战争,而自己也在其中迅速殒命。影像资料显示,他在最后的轰炸中抬起头,捂住耳朵。
档案学者宣称,这一系列的“决策偏移”来自档案归档的不及时,以及统计技术的不完善,但凡决策链路清晰,职责划分清晰,信息传递到位,这一场人类的灾难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档案学者进一步解释说,所谓的疯狂不过是理性的另一种变体,是一种不清晰的理性,是一种没有被数据点完全覆盖的理性。证据?“大分流”以后,疯狂已不存在了。
我们的历史学家始终怀疑这个结论。当然,他仰赖档案学部门的经费过活,因此不好多说什么。但他坐在角落里旋转着办公椅,他猜测 ,Don 是故意按下那个按钮的。
据记载,B 国的长老也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他已经岁数很大,脸上处处是玻尿酸的痕迹,行动状态也随他打干细胞的周期时好时差。他最得意的照片是骑在一头猛熊身上(这头熊在巨大的压力下表演着受奴役者),他的腹肌在照片中若隐若现(仅在照片中)。但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炸毁了 Don 的航母,随后就在那场席卷而来的报复性轰炸中死亡。
数年后暴露的脑机接口的档案显示,长老并不想炸毁航母,他只是想给出威慑。但命令传达的过程中出了纰漏,炮弹出膛了,还正好击中了航母。历史就是这么荒唐,你说呢?
我们的历史学家不相信这种说法。他公开在一个历史学会议上大放厥词,说,长老是故意的,他是已经无限濒临死亡,想重温那种年轻时支配世界的快感才这么做的。参会者笑了。没有人相信他,档案不是那么显示的,除非你可以证明脑机接口的档案是假的——你要证明,一个人就算曾这么想过,他反而把全部的思想和经历投入到另一个想法里。这可能吗?
这场一年一度的历史学会议由闪迪(SanDisk)资助,主题是“记住所有事”。这也是全世界各地仅剩的历史学家们难得能在海边的度假酒店里欢度几天假期的机会。一位同行无情地质疑了我们的历史学家:就算你的假说成立,这是我们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吗?你这到底是历史学,还是心理学,还是精神分析学?历史是什么?历史由什么推动?
我们的历史学家猛地站起来。他背对着一片海,大声说,历史即个人,个人即童年!
我们的历史学家在夜里翻开他皱巴巴、被撕了许多页的《战争与和平》。他读到年轻的娜塔莎出轨被抓之后:“她想到,她并不像她以前所认为的那么好,而是很坏,是世界上最坏的人。这种想法反而使她感到轻松。但光是这样还不够。她知道这一点,同时自问:‘以后怎么办’ 以后什么也没有。”
他合上书,想象一个娜塔莎出来。他觉得世上不仅已经再没有了这样一种形象,也再没有了这样一种文学。这种文学里的每个人自然地呼吸和生长,行动和对话并不服从于主题,但却创造了人格。而档案学是文学的反面,在细节极度繁杂之处,记忆和人格反倒是不重要了。
第二天,他在房间的门口捡到一个闪迪的固态硬盘。
这种固态硬盘属于上世纪的技术。回学校之后,他花了很大力气才在档案室里把它解密出来。
解密出的证据,完整地推翻了他先前的猜想,却让他极为激动。他现在必须按耐住性子,他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而得到这串证据,也不知道自己会卷入什么阴谋中。随后他平息心情,深呼吸。还有人在乎历史吗?反正也没有人了。
这一串证据建立在一个如今已被遗弃的区块链技术上。顺带说,这种技术在“大分流”之后立刻失去了市场,因为中心的、强大的、稳定的才被认为可靠,而新的世界是由这种强大而中心的力量去缔造的。但是这串证据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被保存了下来,它隐藏得很深,但它最终是一串代码。
这个代码引向一系列加密文档,显示,在战争开始之前许多年,Don 和 B 国的长老就建立了私人的秘密联系渠道。Don 很早就知道长老命不久矣,而长老怕得要命,长老最怕的就是死,为了回避死他可以付出任何代价。Don 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条件,永生。
具体而言,Don 设立了一个不会过期的合约,这个合约将自动调取地下资源给长老的维生仓永久供能。它处在绝对安全的位置,但要得到它,有两个条件。第一,长老必须销声匿迹(当然了,他的档案将被做上手脚,维护他“骑熊者”的名誉);第二, Don 需要长老炸毁 Don 在中东的航母。
固态硬盘的提供者在文件中要求我们的历史学家保密。历史学家既不知道为什么需要保密,也不知道是谁提供给了他。但他发现——或者说提供者需要他发现——维生仓仍在持续供能。也就是说长老真的实现了永生。
许多年后我们的历史学家在一片森林里发现了那个维生仓。许多细小的地下管道像树根一样盘根错节地引向那个维生仓。他唤醒了长老。长老以为自己仍在一连串的梦中,直到行动不便,才发现自己醒来了。他咒骂 Don,说他是个骗子,说他们约定的根本不是这样的永生。他在哪里?他肯定给自己安排了更高级的维生仓。
他在战争里被炸死了。
不可能,他早就知道会有战争。咳。就是他发起的。
他被炸死了。
他骗你们。再怎么打仗,都和我们没关系。咳,咳。
他被炸成了几段。
你太天真了。我在哪里?现在是什么时候?我是谁?
我们的历史学家在这些年中反复地查看 Don 的档案。他已基本确信,Don 所有的思想档案是在他死前精心捏造的,一直精确捏造到了他的最后一天。历史学家相信,Don 策划了对自己的轰炸。
历史学家反反复复地,像一个跟踪狂那样,翻看 Don 所有无法篡改的影像资料。这些资料包括他向那些传统 A 国家庭的选民招手。他怀抱着两个孩子,一个同样金发的女人贴着他,在闪快门的时刻吻他。他背熟的战争宣言。青年时代,他曾与一个堕过胎的青年女性辩论,他援引上帝,语速急促,把她辩哭了。他少年时在橄榄球场上紧紧护住一个球,许多人压在他身上,但他把球按在自己胸口,咆哮着。最后,历史学家终于发现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将串联起所有的细节。他发现,Don 的睡姿从小到大都没有变过:他把毯子裹紧身体,蜷缩成一个蛹的形状。
历史学家看到的是一个假人。每当他从蛹的形态中苏醒,他就投入到一种表演中。在这种表演里,不仅神态、动作,连观念都可以是表演性质的。这种表演通向一种最有效的生活,这种生活将带给他无上的权力,因为人们正是想选出他们中间最会表演的那个人。
但历史学家确信,至少在一个时刻,Don 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他不确定是哪个时刻,或许那个时刻很早就存在了。这个问题如下:人是否有意志?意志能决定什么?
意志是什么?科学家已经发现,只要有足够的数据点,我们就能拟合出一种类似意志的事物。假如一个事物与意志呈现出完全相同的特征,它不正证明了,意志也不过是我们神经元活动的一个集合吗?它能被预测;能被捕捉;它也可以是一种机械。
我们的历史学家走在他学院的小径上。在这个年代,散步不再像康德时期那样惬意,核热风把气候彻底搅乱了。我们的历史学家在试图进入 Don 的内心世界,而这个世界在层层伪造里已经成为一个谜。今天的世界是他的阴谋吗?为了证明一个人的自由意志,而牺牲所有人的自由意志?还是说,这是一个历史玩笑?
我们的历史学家摸了摸后脑,好像他真的能摸到那个接口似的。
我们笑了。
关于 Don,已知的最早影像在 2008 年,那时他还是一个婴儿,在一个摇篮里。这段影像或许来自他母亲的男伴。他母亲很早就生下了他,生父未知,因此他将来会在一系列的演讲中有意无意地把自己比作基督。在这段短短的影像中,他的母亲披着一头蓬松的散发,呆坐在电视机前面,没有露出脸。电视机里正在放奥巴马的竞选演讲。奥巴马说,Yes we can! Yes we can.
镜头旋即转到了婴儿 Don 身上。他在摇篮中,拍视频的男人说,笑一个!Don 没有回应。
镜头凑近他。直到他的眼神清晰可见。婴儿的瞳孔里是一个上升的火箭。火箭来自天花板的壁纸。Don 抬起头,双手捂住耳朵。
我们观看,然后我们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