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B旅行的一大好处，是我只需要跟着他。和十年前一样，他把陌生城市的地图记在脑子里，我只要跟在他的自行车后面就行。跟着，看他的健硕臀部上下抖动，成为视线里唯一恒定的布景。一直以来，我着迷于追随，作为一个情感的动作，一种托付，一种放弃，去纵容自己沉溺于感受。我的共享单车跟随B，在广州的老街穿梭。七月初，我们来到广州，参加同学的婚礼。下午，我们去看几个教堂。

夏天，刚下过雨。随时又会再下。广州迷人之处，在于这个城市并不急于铲除那些已被淘汰的事物。诸如路边店名都剥落的歇业服装店，已被潮湿空气侵蚀的空楼房，以及小到旧日明星代言的海报——他在代言一种钻石，一个高尔夫球队的全球合作伙伴，并在下方附上专属签名。可惜不说签名了，底下打印出来的名字也没人知道。居民把海报悬吊在院子栅栏上，连同已从底部开始腐烂、像着了火的窗帘一起，做成某种屏风，赋予它新的生命。与此同时，新的楼还是在造。到处都是绿色的围栏，贴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施工仍不停歇。由此可见广州人个性，他们接受一个画幅中缺乏统一的风格。接受树叶飘零落到地上，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渗进土里。

去看教堂，是临时起意。我和B说起洪秀全。不知道他曾学经的教堂还在吗。那时他还叫洪火秀，在知道上帝叫“爷火华”后，才改名叫秀全。B说去看看吧，也许东山那边有遗迹。其实没有，罗孝全的礼拜堂早就消失了。

在极不严谨的考据下，我们先去了基督教东山堂。当然周六不开门。在寺贝通津的弯路上，我远远看到它，涌起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以为我来过。也许我只是反复看过它的照片。那是一个小型哥特建筑，由浸信会所造，落成于1909年，石墙已经发黑，中央的彩色玻璃显然是近年添置的。彩色的东西无法在六十年代幸存。如今它坐落在一片老居民楼间，使建筑有一种均匀的呼吸感。

田纳西人罗孝全1844年到达广州，在东山附近，建起城里第一座浸信会教堂。如今地址已不可考。罗孝全是一个充满布道热情，不惜为此说谎的人。他讲道水平很差，没法外派，但他志愿自费赴华，不惜捐出一块地。事实上那块地一毛不值，人们发现被骗的时候他已经漂洋过海。1847年，他命定的学徒洪秀全来到他的教堂。显然，当时这个学生并未引起他的注意，甚至没能受洗。1853年，罗孝全再次收到洪秀全的来函时，后者已是天京城里的天王，呼风唤雨。在南京的大殿里，罗孝全猝不及防地向自己曾经的学生跪下。

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洪秀全的异梦。后来他靠这个梦建起地上的残酷天国。这是1837年，他又落榜了，回家他发热。几天几夜，家人以为他会死。醒来后他说他做了一场梦。

他梦见在金碧辉煌的云中皇宫里，上帝——后来他发现是他的父亲，换言之，他是上帝之子——很惆怅。一个让人想起托翁笔下宗教大法官的上帝。他说，凡间世人谁不是我所喂养，谁不是衣我所衣。可他们如今敬妖魔。

拿着父亲赠予的宝剑，洪与领头的阎罗王——本地名号东海龙王——大战。狡猾的阎罗王化身蛇，化身群鸟。可己方仙女聚拢，喂洪吃黄色果子，兄弟耶稣也坐镇助战。鏖战后，他擒住阎罗王。在梦里。一个揉杂本土传说、佛教和一丁点基督元素的梦。

这个梦当然不可能像他说的那样。甚至在我的想象中，他发热后就忘了，忘得一干二净。使我好奇的是他如何发明这个梦。假如说，宗教，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发明，那么洪秀全的梦则是一种拟像，一个复制品，它的引力完全建立在它模仿的对象上。而这种揉杂而成的幻梦——对自身的合法存在极为敏感，因为它只是另一造物的私生子而已——越是想建立自己的原创性，就越往暴力靠拢。

现代世界不乏洪秀全这种看似疯子的庸人。而两年过后，我也更对他故事中的配角感兴趣。其中之一就是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

叶名琛的功过，在他身后随民族主义的涨落起起伏伏。要我说，如果他真有什么功劳，那也是只手加速大清的灭亡。无疑，他示人的面貌是强硬和忠诚。我们丝毫不陌生的品质。强硬在于，对同族毫不留情，数月内对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国人格杀勿论，使马车装不下尸体，只能装耳朵来统计死人数量。对外，什么外交辞令都能被弹回，对西人的往来、谈判、要求置若罔闻，当不存在，因此也得朝中主战派器重。这些自造的威风以不断凌辱西人使者层层筑建起来，直到战争真正来临。

英国人发现他时，据说他正在翻墙逃跑，但他肥大的身体阻碍了他的动作。他曾以这副身体作为威慑力的一部分，据说他有一米八。他被绑在英国人的战舰里，送往印度，去加尔各答。

他的第二次生命在海上展开。五花大绑下，他像发条橙一样，被迫去目睹现代世界，它的发达与残忍，虽然后者，他以忠诚的名义已颇有造诣。在加尔各答，有流言说他被当成东方的珍奇，在房间里被展出。他自称为海上苏武，显然，仍从忠诚中汲取思想资源，与自尊，即使忠诚不再有应答。他以绝食相要挟，要见英女王，无果，饿死了。他死得颇有义气，闪现了一些道德光芒，但又怎样呢？这种道德勇气看似坚实，实则是模糊的。

傍晚，我和B又骑车去石室圣心大教堂。这座教堂威严得多，始建于1863年，曾国藩的湘军大破太平天国的前一年。它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利品，无疑建立在血与火之上。后来，却又改变许多人生命，改变许多生命观、宇宙观，带来慰藉、安宁、或挣扎，并在二十世纪新的癫狂中遭遇新的拷问。这个周六，它显得平静，灯火通明，里面似乎正在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布道，或是团契，只留边上一个小门。一个年轻的保安负责控制进出，不断拦住游客，他说，只有信徒才能进去。

我不与他对视，大摇大摆就走进去了。B比较诚实，有一刻犹豫，被拦在外面。

我对年轻保安说，他是外地来的信徒，专门来看这里，让他进来。年轻保安说，你也不是这里的吧，粗去。我说，我是啊。他说，那你的教名是什么？哪个宗？读哪本经？我想说约翰来着，或者约书亚，但离上帝很近，我不敢撒谎了。我说，我读过马太福音，还有那个，什么。他说，粗去！两个都粗去！

我们就又沿街闲逛，热烈讨论水果、女人、性，那些里面不能说的东西，多少有些叛逆。第二天，我们参加婚礼，拍许多照片，聊大学的事情。晚上又去喝酒。聊到十五年后。我说，我最好奇人在情感上如何处理灾难。我在写一个故事，一个人在十五年后，在一个被核热风席卷，被头显占据的世界，如何试着重建他的生活。

B说，听上去你很悲观。我认为十五年后，和现在不会有什么不同。

夜里，也许因为喝了不少酒，我难得地连做了两个梦。第一个梦，有关一条青蓝色的大蛇。它在我的外公早已卖出的旧房子里盘行。那种氤氲的湿气，想必是白天的雨渗进了梦里的地板。我们在搜索那条大蛇，我和几个孩子，也许童年时认识他们后来忘了。我们在环视天花板，因为有一刻它就从头顶闪过，像一只敏捷的壁虎。我一直环顾，直到大蛇已悄悄盘住我的一条腿，我才发现它。它令我窒息般恐惧，也感到美，感到某种力量庞大不可阻挡，它的白蓝色鳞片精微到闪烁。我用小刀抠下它的一块肉，亵渎它，并未阻止它将我盘得更紧。

第二个梦，或许是睡前看了几个富翁探险的新闻——我梦见我和一群朋友坐在大巴车上，我们都已经成年，老大不小了，但却在进行某种集体春游的活动。每个人都讲着笑话，洋溢轻松的表情，直到车子开始摇摆。雨水，或是洪水，冲破玻璃，漫进车里。我的朋友们，仍然笑容满面，即使马上就要被水淹没。我问其中一位，我们这是要去哪里。他说，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