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etch 5: 越南
在河内的最后一天你们去学做了一碗汤。你们实在好奇其中的秘密，因为它是大街小巷卖的河粉的汤底。游客们坐在摊位的矮脚凳上，为这一碗汤流连忘返，即使配的生菜叶中蠕动的黄色颗粒迟早会挑战他们。摊主多是女人。穿着本地代工，拼错一两个字母的名牌短袖。她们站着，总是眉头紧锁。仿佛无论来多少客人都无法使她们快乐，仿佛生活不是为了奔向哪里而是避开过去某个黑洞。她们的身边是一个大口的锅子，像油罐那么深。那里面煮的汤使人流连忘返。那里面的汤有一些秘密使你们好奇。因为食物会诚实地坦白一些事情而人不会。
你们的厨师师傅，腌黄瓜，带你们煮了这锅汤。他叫自己腌黄瓜因为以前在厨房帮工时，他出汗有腌黄瓜的味道。“我做了十四年厨师了，”他说，“我的妈妈就是乡下的厨子。她最开始教我做菜。”他边剁碎手边的猪肉，边讲他的故事。“我今年三十五岁。我家很穷，所以我现在打两份工。中午，我在这个餐厅教人做菜，教完我就去厨房做菜。晚上十点下班以后，我去另一家餐厅打工到凌晨两点，早上七点再起来。”腌黄瓜说，“所以我有了一些皱纹，你看。没有办法，你知道，河内的租金很高。我有两个孩子，我大哥死了，我也要给他的孩子钱。”
腌黄瓜带你们穿过河内的菜市场，去寻找你们需要的材料。你、B，还有两个来自佛罗里达的老太太。她们听说你们从中国来后，问：“是真的吗，在中国每个人都受到严格审查？”菜市场在河内的老城区，照旧没有红绿灯，车和摩托都用按喇叭来提示减速或转向。卖菜的仍旧多是中老年妇人，脸上没有笑容，嘴角是自然垂落的。除了在中国能见到的日常蔬菜，她们还卖香蕉叶、新鲜河粉、春卷、猪肉饼，以及晒黑的豆荚，据说可以用来洗头，越洗头发越乌黑。
（河内菜市）
举目皆是中老年女贩，倒不是没有出摊的老男人，只是少。这是一种文化习惯，还是纯粹因为老年男性人口不多？一直到八十年代，越南都在打仗死人。百万百万地死。从殖民战争，打到内战。到65年的美越战争，美国三年间执行了超过二十万次轰炸任务。每天B-52飞过越南的上空，进行地毯式轰炸。“一公里外，B-52造成的雷鸣撕裂耳鼓，许多住在丛林里的人成了聋子……”一个越南人回忆说，“大轰炸造成一种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日日夜夜、年复一年、永难磨灭的心理恐怖。”另一个人回忆他被炸死的朋友，“他们找到一小撮头发与几片血肉。一位最优秀的越南青年作曲家就是这样死的。”
那么越式高汤的秘密是什么？相比泰国菜的酸甜欢愉、云南菜的鲜辣亮丽，越南菜就像一桌菜里的一碗例汤。它不以一种味觉示人，全凭浓厚。喝下去，感觉深沉，感受到这碗汤的分量，花了很多气力。腌黄瓜说，每一锅汤要炖八小时以上，最多两天。在一口深锅中，放牛骨、沙虫干、肉桂、豆蔻、大料、洋葱干葱姜等，一些胡椒，许多鱼露。腌黄瓜说，越南的沿海农村，家家户户都做鱼露——但鱼露并不简单，要等海鱼发酵，酿出汁水，前后数月。
要说越南菜有什么精髓，也许就是鱼露和久炖。人们从尸腐中寻找咸鲜。然后等待。
你们到河内的时候正值春节。你和B，两个各有心事、不断告诫自己和对方，不应再接着晃荡的朋友，再次相聚在一个临时商议的地方。说到底，你们是按照飞机票价和按摩水平选择了这里，而非出于对越南文化的热情。你仍记得许多年前，你的人类学导师向你提起在Hanoi做田野调查，你问她，“哪儿，汉诺威？”她说，“河内，你难道不熟悉吗？”
你感到羞愧——这种程度的无知是不应当的。也许你内心仍把越南看作几百年前宗主国的一部分，而无法（面对一个擅长讽刺的前殖民帝国知识分子）回答它的历史令你蒙羞。当时你只知道河内离中越边境不远。是越南首都。它是你外公讲述军旅生涯的一个脚注。他似乎参与了1979年，我们称为“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后勤工作。有一个朋友死在战场上。提起过一次。
你对整个越南的丈量，基于个别印象。它总以受害者的面貌出现。就像那张著名的照片里，越战已进入胶着，被凝固汽油弹灼烧的裸体女童张开手臂哭丧着向前奔跑，背后是背着枪的南越士兵。这个国家的人就像一群被拍扁的昆虫，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探头，洒血，探头，洒血——因此你觉得可以理解它。因为你也是这么理解你的国家，以及理解你的内心的。
尼克松最初看到这张照片时，怀疑它是伪造。就像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在屠杀了本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后，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不知情的，他纯洁的愿望被手下误解了。而照片的主角，潘氏金福，她受长年的灼烧的疼痛，耻感的折磨。她曾想过自杀。基督给了她希望。“基督，教会我原谅了，无论那些人对我做过什么。”1992年，金福和丈夫去莫斯科度蜜月的旅途中，向加拿大申请了政治避难。此后他们住在加拿大，有了两个孩子。伤疤仍然日日灼烧。
越南的大半个历史都是帝国的附庸。只是帝国的主体，从中国变成了法兰西和美国。它作为边疆，作为殖民地，作为奴隶和施虐、泄愤的对象。虽然它也以同样的方式，在历史上殖民过占婆和高棉。面对帝国的凌虐，越南持续地反抗。它一向为反抗付出残酷代价。帝国派驻军队过来杀人，杀鸡儆猴。它一直是被拎起来的那个血淋淋的脑袋。
所以你猜测越南一定具有你熟悉的某种病征。飞机落地河内后，你们挤上一个面的，一路上都在堵塞，老城区里几乎没有红绿灯。摩托从你们身边穿过，掀起一阵尘土。每个路口都有大量的摩托和汽车在鸣笛。整个城市都是尘土，垃圾，随地废弃的餐巾纸。有些人在烧纸。沉默的榕树见证肮脏的街。你熟悉的这种病症，你猜测它藏在路边河粉摊的大声叫卖，停不下来的摩托噪音后面——因为你听不到纯真的快乐，因为人的额头上都有紧锁过的痕迹，因为只有生过病的人才会着力去掩埋病征——这种病症是浅浅的哭，几乎像笑。
“我们把餐巾纸扔在地上，是因为我们越南人喜欢桌上干干净净的。”小林说。这时你们已到了皇城顺化，小林是当地的一个美食向导。24岁，手臂像芦苇般细，就像街上普遍的越南男孩一样。“Eat like a local”，是他给自己在网站上打的宣传语。夜晚，他带你们在小巷中穿梭，把他认为好吃的东西夹到你们碗中。
顺化在越南中部，离如今时髦的海滨城岘港很近。而再三百年前，这里是阮朝的皇城。四处是皇帝的陵墓和花园。这座城被自己的历史压得密不透风。
故事从十六世纪说起。当时，越人还集中在如今越南北部的地域。1527年，叛臣莫登庸篡位，推翻了黎朝。黎朝的拥军，阮淦和女婿郑检起兵，杀莫氏，但阮淦将军也死于莫军奸细。郑检趁机攻击阮部，要一人拿下整个大越。阮淦的儿子，阮潢，忍辱带阮部出走南方。没想到却爱上这片陌土。
阮氏几代经营，把红河南方顺化一带的印度洋贸易经营得风生水起，但任何事情都有头尾。阮郑对抗了两百多年，新出现的主角却是西山邑的农民三兄弟阮岳、阮侣、阮惠。十八世纪，无论阮郑，农民都民不聊生。西山兄弟起兵一呼百应，先灭阮主，把王储阮福映赶去暹罗，再灭了本想利用他们的郑氏。最后，一举击败前来“剿匪”的大清帝国。自此，阮郑割据时期终结，三个农民兄弟统一了越南。
“我们爱他。”小林说，他指的是三兄弟中的“光中帝”阮惠。“因为他赶走了中国人！”至今越南人仍庆祝那场独立战争的胜利。
独立之后又怎样呢，就是手足相残。大哥阮岳率先拥兵称帝，但怠于国事，残杀功臣。三兄弟中最有能力的阮惠亦旋即称帝。传说阮惠大军已压到阮岳城外，阮岳眼见炮火冲天，站上城楼，高喊“皮锅煮肉，弟心何忍？”意思是以猎物剥下的皮做锅来烹煮其中的肉，相煎何太急呢。阮惠动容，撤军。阮惠死后，西山朝一哄而散。
东风又吹回阮主这边。这时蛰居曼谷已久的阮福映，卧薪尝胆，和法国人达成协议，又联合西贡包括华人的一系列多民族势力，一路北上，重夺整个越南，称“嘉隆帝”，建立了这个国家最后一个君主王朝。阮朝。
“我们恨他。”小林说，“是嘉隆把法国人带进来了。”
嘉隆的皇城如今多是一片残垣断壁。上世纪中叶起，南北越在此爆发激烈的巷战。每天都是轰炸。而在此之前，想必这里蓬荜生辉。每个皇帝拥有自己的一座鼎，把象征祥瑞的词语雕刻在上面。那个年代，越南自己的国语字还未推行，士人们还在使用中文。我们抚摸着那些充满诗意的浮雕和词语，它们包括：“蝉”、“马”、“日”、“葱”、“莲花”、“御屏”、“月”、“糯”、“豆蔻”、“金星”……它们所庇佑的都已消逝，而它们自己又是如何从那些燃油弹中存活，单凭美？
嘉隆帝的儿子明命帝，证明了励精图治也可为国家带来深远灾难。生于十八世纪末的明命帝，身上其实有启蒙主义的余晖，坚信理性可统治国家。他想找到一条越人皆可认同的道路，弥合这个国家的伤口，但放眼参照的对象，却是已日薄西山的大清。在他的治下，阮朝强力推行儒术，闭关锁国，血腥压迫天主教徒和多信仰的少民。带来秩序，当然。只是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千秋万代。
到十九世纪中叶嗣德帝即位时，他仍想沿袭明命的强硬道路，但已走不通。这时中英已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而法国也看上了东亚这片沃土。嗣德在位的36年里，法国人一次又一次进犯。一个又一个的割让条约。儒术行不通了，但他们仍在骗自己，直到风雨飘摇。1885年，中法战争打完，清廷退出越南，法国开始组建东南亚的印度支那联邦。阮朝成为法国的傀儡政权。
“明命，我们不喜欢他，因为他闭关锁国。嗣德，我们不讨厌他，他只是软弱，但到他那个时候，其实也做不了什么。”小林说。
小林大学毕业后，即来到顺化干旅游。“我每天学英语，学到半夜。我学英语就是练习、练习、练习。我的客人，也主要是西方来的。”他身上的矛盾显而易见。他有强烈的民族认同，对殖民历史有深刻的耻感。但他的主要工作，又是带着来自西方的客人走街串巷吃东西。走在河边，小林兴奋地向你们介绍，这边是卓别林度蜜月时住过的旅馆，那边是法国人造的桥，法国人那么自信，觉得这座桥永远不会塌，“他们说，如果这座桥塌了，我们就让你们越南独立。结果你们猜怎么着，第二年它就塌了！”而在一个摊位边灌下一杯啤酒后，他显然有些微醺，也对你们多了信任，便问你们同行的一个爱沙尼亚女人，“你在中国的这么多年里，有没有喜欢过一个中国男人？”再灌入一杯以后，他接着问她，“为什么你们西方的女人，都认为我们，越南男人，小？”他小心地向她打探，“这是不是真的？”
1884年，法越签订《第二次顺化条约》后，越南完全沦为法国殖民地。但并非所有人都投降。
其中一支力量是保王党，史称“勤王运动”的一派力量，在1885年号召全越南勤王抗法。这场运动到三年后咸宜帝被法军捕获后，仍硬撑了八年。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前朝臣潘廷逢。克里斯多佛·高夏的《越南史》一书详尽描述了潘的这段故事。
传说法国雇佣了潘廷逢从幼年就相好的发小黄高凯。黄高凯写信给潘，说如今法军来了，抵抗不会有任何成果，只会增加百姓苦难。笔锋一转。黄威胁说，如果不从，他们就要挖尽潘家祖坟，并将狱中潘的兄弟分尸。
潘廷逢收到信了。但他只是不屑。“他告诉身边人，事到如今，只想自己的家人已经不再可能，必须以‘拯救我们国家所有其他的兄弟’为念。”他说，“如果有人把我的兄弟分尸煮汤，别忘了把一些汤汁送给我尝尝。”他又说，“现在我只有一条死路可走了。”
几年以后，潘的力量在深山苟延残喘。被法国人抓走的皇帝，也已经流放去阿尔及利亚。抵抗，为了谁，为了什么？故友黄高凯又写了一封信给潘。“只是忠于皇帝，却忘了万民期望的人，又岂能留名青史？……（如果继续抵抗），不仅我们的乡村人口会遭到摧毁，我们整个国家都会化成一片尸山血海。”某种角度看，黄没有说错，潘的祖坟已经被挖，家人皆数入狱，法国人正随意地处决农民。但潘回信里提醒故友，造成这种局面的不是他，而是法国人，他说，“我们的山河遭他们一举兼并，变成异邦土地。这些事件影响整个国家、整个人民。在这场试炼中受苦受难的，不是任何特定地区，也不是任何特定家族。”
潘廷逢死了。黄高凯“挖了他的坟，烧了他的尸体，还将骨灰填在炮弹中射出”。法国人还将在越南五十多个年头。
但抵抗没有结束。宣扬共和的法国人，以处理牲畜的方式对待越南。直到五十年后，在战争中，仍砍下越南人的头颅，一排排插在道路两边，作为对抵抗的回应和威慑。但抵抗没有结束。
巨变孕育行动，混乱诞生思想。
二十世纪初，越南已是法属印度支那半岛的殖民成员国，控制着阮朝傀儡皇帝。成千上万的法国官员入驻越南，名正言顺地统治它。新的作物被引进来，新的工业被竖立。阿拉比卡树，矿藏、煤田。新的文字被推行。从汉字，到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国语字”。
世界以暴力的方式，被连接起来。殖民地，铺满那些往日地图上的模糊地带。通往未来的道路，尚不明晰。对越南的未来，两位思想家争执不下。一位是潘佩珠，一位是潘周桢。
对写作《越南亡国史》的潘佩珠，亡国之恨深深埋在他心中。1904年他成立越南维新会，1905年，在日本游说时结识梁启超，《越南亡国史》一书，就是拿中文写就，由梁启超出版的。书里，潘佩珠痛诉越南如何沦丧于法人统治，对他而言，民族自决是最重要的事情。当年维新会的口号“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和孙中山不谋而合。潘佩珠的计划，是借助日本的力量，削弱法国的殖民统治。在他心中，日本是一个范本。短短数十年，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既然日本可以，越南也可以。
（潘佩珠）
而对同时代的潘周桢而言，法国短期的殖民统治，也许未必是坏事，因为它有助于铲除越南历史上最糟粕的那部分，那就是君权。若能唤醒法国人的共和良知，推动一个共和国的建立，那才是革新了越南的未来。忍辱负重的潘周桢，周游越南和法国，上书法国的权士和有识之士，希望建立友好非暴力的殖民合作，通过共和理念的传播，让一个新越南诞生，独立的新越南。
对于潘佩珠和潘周桢而言，独立和共和，他们都要。他们的分歧点，在于先要哪个。潘佩珠认为是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潘周桢认为是一个新共和国。他们寻找各自的邻国盟友，渴望通过他们的帮助实现理想。而事实上，独立和共和，他们想象中的盟友都不想给。
潘周桢奔走欧洲，给总督写信，痛诉殖民当局滥杀农民，但没有回音。他死于回到越南的一年后，1926年，还未来得及大展宏图。而潘佩珠，在目睹日本在朝鲜的暴行后，也已经对其心灰意冷。他受辛亥革命鼓舞，创立越南光复会，却于 1925 年在上海遭日本探子逮捕，软禁于顺化，直到1940年死去。最后的十几年，他见证的是一个愈加堕落的世界。
但他们的努力不是毫无作用。1890年出生的胡志明，在这些思潮中长大。1908年，在顺化的胡志明，亲眼看到越南农民去殖民政府前抗议劳役过重，被殖民者扫射。
起初，胡志明是国际主义者，周游列国，一边做帮工和园丁，一边探索救国道路。但他走的更远，成了共产党。他不仅在越南，也帮助印尼、马来等国建立共产组织。他对和平转型不抱希望，因此还与潘周桢激辩。“胡志明提出警告，如果真正的改革不能迅速成真，越南人必须以武力夺回她们的权利：‘我们是人，应该受到人的待遇。所有不愿以平等地位对待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潘周桢反驳说，‘你要我们那些手无寸铁的同胞拿什么来对付欧洲人与他们的武器？没有任何结果的事，为什么要人民平白无故送死？’”
他们的对话让人想起数十年前，潘廷逢和黄高凯的信件往来。当然，此时的两人都更恳切。但问题一直在那里。人是要尊严，还是要生命？这里面有中间道路吗。
富有激情和想象的暴力，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但也必然代价巨大。这条道路，胡志明一早就选择了。他也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他成了国父。成了越南的标志。在后几十年越共塑造的个人崇拜中他的权力登峰造极。但无数的人也因他的理想死去。不仅是北越的士兵，还有被称为南越人、保守派、卖国贼、富农、走资派、敌人的那些。他们是否像胡志明最早宣称的那样，受到了人的待遇？
是否任何最终得以在这个现代世界通行的理念，都要首先具备暴力和颠覆性的诱惑？你所担心的是，人不仅仅只是想急迫地看到理想成真，而更是愿意主动地拿暴力工具去实现它，仿佛暴力可以为理想的纯洁性增光。挥之不去的流行病也许是浪漫主义。它告诉人，对错无所谓，重要的是力量。内生力量。
有一天傍晚你独自出门，走在河内的大街上。四周静悄悄的，这在老城区里鲜少出现。后来你才知道，因为你走在了国防大楼边上。你路过一些超市、咖啡厅、古董店。超市除了多些速食河粉，和世界各地的 711没什么差别。咖啡厅里卖鸡蛋咖啡，这种咖啡，传说是越南人难获得牛奶却尝试做出卡布奇诺的效果，因此用蛋黄和炼乳打发制成的。而古董店里卖钟表。满墙的古董摆钟，欧洲风格，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的产物。一两个人在里面聊天，当你推门进去，他们摆手暗示店已经关门了，也把你关在那块时间外面。
1945 年以前，法国人在欧洲战场疲于奔命，给日军在越南可乘之机，殖民易主。二战结束，日本也无力支撑，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越盟）因此宣告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但戴高乐不愿放手这块数十年来的香饽饽，因此打响第一次印度支那半岛战争。奠边府战役是战争后期的一场血战。越军不计代价地冲锋，以数倍于法军的战损迫使法军投降。日内瓦会议召开，越南和谈，分为南北越，北边是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共地区，如今多了苏联和中国做盟友。南边则是非共区域，以法国和美国为后盾。
这场战争法国实际已经没有国力去维系，而美国，在它的新亚太战略版图中，投入得越来越多。南北越各由两强人执政，北边是胡志明，及其几位凶狠的将领；南边则是吴氏兄弟，以吴廷琰为代表。华盛顿曾对出身天主教徒的吴廷琰报以厚望，因其在短时间内就通过外交和铁腕手段统一了南越复杂的几大势力。但民主只是吴的幌子，他残害异党，摆弄选举，宣布以百分之九十八的得票率成为第一任越南共和国大总统。吴 1963 年在政变中被处决，美军正式介入越南战场。
随后便是惨绝人寰的美越战争。传说美军B-52每天投下的炸弹数量，是两个月的奠边府血战投弹数量之和。美军死亡了五万八千人。然而带给美国以深刻历史创伤的越战死士，只是越南人死亡总数的百分之二。越南死了起码两百多万人，有说超过三百万。成片的森林被化学武器溶解。无数的人捂着耳朵，幻想从炮火中逃脱。
走进纪念品商店，卖的货品都大同小异。这是越南的一个特点，一条街上，只要有一家卖什么东西，五十米内的七八家都卖同样的东西，仿佛竞争力不是来自多样性，而是强有力的视觉重复。最受欢迎的物品，是一个越南女人的图案，她背身站着，戴一顶笠帽，露出小半截辫子，底下是婀娜身姿。它把越南浓缩成一个神秘的、柔弱的、性感的、轻易会受到侵犯的形象。这种自我东方主义颇受欢迎，它被印上明信片、方巾、布包，有的还连印三个、五个。
路走到尽头，忽然就多出许多游客。原来，大家在等待老城区的火车经过。而火车的两边，是以火车为主题的咖啡店和饭馆，主打能近距离看到驶过的火车。传说，被称为火车头的牛肉河粉，就是在这附近诞生的。游客们摩肩接踵站着。欧洲人，中国人，韩国人，还有推着货物、要除了火车的所有人让道的本地老太。几十年前互相残杀的族群，被迫站在一起，或是好奇或是焦虑地，等待火车经过。然后，就像本雅明的历史天使。一股来自天堂，人们称之为进步的狂风，把你们的头发吹了起来。
离开越南的前一天，你从网上看到，河内本地的swing摇摆舞者，要在还剑湖边的邮局边办一场露天舞会。你和B于是绕着还剑湖，循着网上的一点蛛丝马迹，寻找他们。还剑湖在河内城中心，游客们举着蜜雪冰城的冰激凌和正新的鸡排（这两家都排长队），缓慢步行，享受下午的阳光。你们绕了一整圈，最后是在邮局后面的公园找到他们。
（无处不在的蜜雪冰城）
在一个雕像下面，一个女孩举着音响，放二十年代的爵士乐。她说，这是因为河内的城中心太吵，一旦把音响放到地上，就没有人能听到了。有些人坐在雕像底下聊天。有些人靠着音响跳舞。swing是一种通行语言，不需要自我介绍。走上前，一个微笑，两人就产生连接。
在中国，swing 最初也是由一些喜爱跳舞的外国人带进来。他们在酒吧里跳，渐渐的，就吸引了本地好奇的人，这些人后来成为舞者，再把这个文化传播开来，使 swing 既有世界的，也有中国的成分。而在越南，故事相似。一个男孩儿说，他最初是五年前跟一个前来旅居的斯里兰卡人学习了swing，然后再把这个舞蹈教给身边的朋友。这是文化交流的特别之处。它靠眼睛和耳朵传播，而不是手脚和武器。它诉诸感官和心智而非力量，它不是非得达到什么。但人们学会彼此欣赏，相互谅解。
（公园里的 swing 活动）
男孩是一个软件销售，27 岁。每周有几天，他下班后就去居民楼边上的一个有木头地板的教室教爱好者跳舞，不能超过十点半，否则居民就要投诉。夜晚，他上油管看大师的视频。
跳舞结束后，你们去附近的小街喝糖水。一种米汤，褐色的，有芝麻糊的味道。你们坐在小凳上。有一个匈牙利人，一个平面设计师，一个歌手，一个钢琴家，一个软件测试，那个软件销售男孩，还有一个左翼青年。不知谁提起了食用蘑菇的事。说歌手在家里做了一些蘑菇。匈牙利人说，他在荷兰有无穷无尽的蘑菇吃。你问，食用蘑菇在这里合法吗？左翼青年说，当然不合法，但你可以在首相抽屉里找到一些。
左翼青年把长发绑在脑后。他说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目前，他在号召越南的学子支持巴勒斯坦。他给你看了他们制作的海报，越南人和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高喊出”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这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的口号，意即从约旦河到地中海间的区域，都是他们应有的领土。“他们是有良心的组织，曾在八十年代（中越战争）支持越南，当时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谴责越南，”他说，“所以我们现在也谴责以色列，他们在做不道义的事情。当然，我们必须很低调。”
几乎所有你遇到的越南人，谈及中国都有复杂的感情。“厌恶和崇拜”，所有人都这么说。当然不仅仅因为四十多年前那场迅速结束的战争，如今两国人都不再提。“中国，一千多年来就是一个巨人的形象。”左翼青年说，“从古至今，我们都感到很不安全，但也只能妥协。”
那么崇拜呢？顺化的小林说，“我们去你们的国家旅游，觉得你们很先进，科技很发达。我们也看你们三十年前的电视剧，《三国》，你知道在越南多流行吗？”河内的左翼青年说，“因为越南自己的殖民术，也是和中国学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模型，用之于越南，而越南则用之于它的邻国，占婆、高棉、老挝。”
许多时候，你在他们谈崇拜的时候反驳他们。“科技，可能也没你们想象得那么发达。”“三十年前的《三国》？恭喜你，这三十年来啥也没错过。”“从殖民术到抖音，我们持续地文化输出。”为什么要对自己有羞耻感呢？为什么要犬儒？为什么不肯承认我们确实比东南亚要前进了那么一点？回去之后，B 问你。
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意识到，常年对主流叙事的抗拒，似乎也改变你看待事物的眼光。这使你常常无法展开有尊严的对话。
在越南，你们出行主要靠摩托。有时是你们自己租的。在一次短暂的骑行后，B就不让你再坐在前面。当时迎着风，你大声地问B，上一次骑摩托是在哪里。“大理！”他告诉你。“我也是！”你说。你问他是什么时候。“一个月前！你呢！”他说。“七年前！”你回复他。在你艰难地停完车后，他小心翼翼地告诉你，“说实话，我有点不放心。”
有时你们则各从 grab 上打一个摩的。这时，一个戴绿色头盔的小伙子就会向你们驶来，多半不会说英文，因此你们完全无法沟通。等到了你面前，他一刹车，脚往边上一踏，用手指指手机，如果你也指指手机，他就从箱子里掏出一个头盔递给你。你坐上他们的后座，轻轻地搂住他瘦骨嶙峋的腰。他就开始带你疾驰。
他们很少遵守交通规则。爱按喇叭。不断地超车。一路上你们一声不吭，驶过森林，石屋，矮脚铺子，残垣断壁，陵墓，石碑，曾经士兵像风筝一样倒下的地方。你们建立起一种信任。你想，他毕竟更懂得如何在这片土地上行走和生存。那些漩涡般的历史，留在他们锁眉、踟蹰、发呆的时刻里。但毕竟过去了。
Reference：
《越南史》，克里斯托弗·高夏
《越南亡国史》，潘佩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