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举材料：

尊敬的读者、长官、审查员。以下的证据均来自我的记忆，它可以证明我的无辜。证明他人揭发材料中有关我的，所谓不忠、不端、缺乏道德的种种琐碎行径，其根源来自于我的家庭生活。亦即另外两个女人。我的女儿，我生养的那个人；以及她的外婆，生养我的那个人。

对于揭发我的那些材料，我无从回应。一则，我个人没有看过那些揭发材料，也不知揭发我的人是谁。是街坊邻居，我的同事，还是某个习惯跟踪我的人？二则，那些对我日常行径的详细记录，我缺乏留意，也因此无从辨别真假。我是否大骂过一位身份显然低于我、因此无从反制的保安；我是否曾用假发票多报销了一些个人开销；我是否顺手带走过一件他人的名牌手链。这些生活细节即使在我对自己的真诚拷问中浮现出来，也可能是虚构的，源自某种心理学图式，一些基于恐惧和耻辱的心理知识结构。像黑夜公路上影影绰绰的斑点。你能辨别它究竟来源于夜光下一个具体的物体，还是你视网的缺陷吗？

因此我向诸位提交有关女儿和她外婆的诸多证据。我力图证明，那些对我的揭发材料，即使真实性成立，也无法构成对我的指控。因为生活中的我是受迫的。被塑造的。无力的。不自知的。是另外这两个女人，导致我变形为，揭发材料中那个被拼接出来的我的形象。

首先向各位呈现生养我的那个女人。我女儿的外婆。请您推门走进我们家的客厅，她就在那里。她总在那儿，坐在沙发上，背部并不倚着沙发靠垫。她的背有着她这个年纪少见的挺拔，甚至有些内凹的弧度，仿佛这是一个芭蕾老师的背部。当然她小时候绝无可能练过芭蕾。她成长在一个极端的年代，比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那个年代，任何美的事物都被当作一种负担和罪责。因此我猜想，她恐怕是对自己做了许多有关尊严方面的严格训练，她的背部便是这种长期紧张的证明。

她坐在沙发那里，面对一个老式电视机，她的上方是开着最低档的电风扇，灰尘像血管一样黏连在扇片之间。电视机也并未开着。你知道那年代过来的人都有省电的习惯。她面对那个电视机发呆。从电视机屏幕的弧面中，可以看到被拉宽的她把双手撑在膝盖上，面孔呈现凝重、轻微扭曲的状态，像是发条刚扭转了一点，还不足以回弹的那种非平衡状态。她不在此时此刻。但你若此时打断她，问她在想什么，她又会说啥也没有。她“空白”了。她“哪有那么多好想的”。她的上一秒是坐上沙发之前。她的寿命是活着的时间减去每天每时每刻的空白时间。她说这是一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

而在她的非空白时间，她对事物有着极其明确、专制的道德判断。她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呵，我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公交上帮她拾起老人卡的女人是好人；菜场里少送了她一根葱的女人是坏人。有助于她菜园生长的动物粪便是好东西；而但凡有邻家的鸽子飞过来，那都是“狗屎东西”，她会把“屎”那个音发得尤其凶狠，近乎于“死”。邻居基本没有好人。顶多是“蠢货”，比“坏人”好一点，特指那些进了电梯以后会打招呼但忘记按楼层，甚至不记得自己要去哪的老人。他们蹒跚着走出电梯后，她会设问般地呢喃道，“蠢吗？” 反正他们的滑稽都为了衬托她自己的道德判断的。尊敬的审查官，若你们在针对我的检举材料中发现任何俗气的、散发戾气的踪迹，那我可以信誓旦旦地说，它来源于这个女人。我从小就恐惧她。我看她游走在这个家中，对桌子、床铺、锅子、炉灶颁发“坏”的判决。而我知道自己在她的眼中是软弱的、成色不纯的、应被蔑视的。她的女儿是坏人。她的外甥女却是，“好人”。

没错。就这样，跨越两代、截然不同的两个女人，在我的家庭中形成了同谋。我的女儿，在贯穿她三十年的生命中，唯一坚持的爱好，就是躺上沙发，躺在她外婆的边上，把脚插在外婆的脊柱和沙发靠背中间的地方。拿出手机来看，不知道看什么，手机常常掉在她脸上。她们有一种沉默的交流。在这种交流中是否获得彼此的理解？我不清楚，这种交流将我排之在外。

我的女儿是那种九十年代长大的典型相对主义者。我很难想象她的外婆竟会容忍她。她不止一次以轻薄的口吻反驳我：“你以为的好和坏，都只是对你和你那一代人而言的。” 在小到发辫的样式，大到人生大事的规划，她都拿这套言论搪塞我。我试着跟她平心静气地讲道理，无非是让她规避我曾受过的伤害，她则处于一种愠怒的状态，并用一系列“哼”“呵”的轻浮语气来回应我。

我承认，在和女儿的争吵中，我常常变得盲目。尤其在想到她与她外婆那种富有默契的无声交流后，我完全被情绪吞没了。此时，我会乐于扮演那个俗气的母亲。我问她，“你还打算找对象吗？”或者，“你考编考到哪里去了？” 她当然是不回应，斜躺在沙发上，好像某个举着手机的雕塑。我就把抹布缠在手上，桌子上抹两下，电视机上抹两下，总之是不停的，为的就是让她看到。“死猪一样，懒么懒得要死了，养着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我说，“估计你也是想要的，就是眼高手低，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子，把自己当美女还是大小姐了。” 这时她虽然仍保持刚才的姿势，但我能感到一根弦被拨动了。我发出一声从肺里涌出的叹息，“呵…”，是那种做工做久了的女人，或者一个身心灵居士在冥想时深呼吸会发出的声音。“我也就得认命，”我说，“我就是这个命，老天要我不好过，我能怎么样。认吧，早点死，早点去见马克思。”

她通常不和我辩论。只是浓重地呼吸，像是某个堵塞的通风孔会断断续续喷出的那些废气。有几次，好像是在她的青春期吧，她也曾爆发过，说，“我从来没求着你把我生下来，那你把我扔了啊！”或者，“我就是没用了，你后悔你就再去找别的男的生一个。” 我被这样的软弱惹怒了，我宁愿她咒骂我，也别把自己描述得一文不值。进而，我想到自己被浪费的一辈子，浓烈的嫉妒再次吞没我——我嫉妒她出生的年代，气愤于她不知感恩，竟滥用自己完全靠时代顺风车得来的自由——在所有她能做的事情当中，她选择躺着看手机，选择做一个烂人。我几次把她的手机摔碎。她只是沉默地跪下，把手机收起来。有一次，我从头到尾翻阅她的聊天，发现她和朋友从来不把我称为母亲，而是说“那个女人”。另一次，我打了她巴掌。我和她四目相对，几乎像仇人一般。然后我走进她的房间，把她最喜爱的浅绿色碎花衬衣拿到客厅。当着她的面，我用她惯用的轻薄神情，用剪子剪碎了它。这件衬衣是她外婆做给她的。

在她外婆成长的那个极端年代，她外婆曾自述说会在劳动结束后的夜晚，偷偷地做衣服。做给她自己的外婆。手头有什么布料，就用什么。那个老人远在大都市中，曾在她儿时耐心养育过她。她当然再也没见过她的外婆，毕竟她自己被发配到了边疆省份，她以为的两年劳动改造，实际上是大半辈子。她是被自己的母亲检举告发，而发配到边疆来的。她的母亲是个歌手，曾小有名气。为了减轻战前与敌党私通的嫌疑，她母亲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或编造出——女儿在学校和家中的所作所为，那些对美（她母亲称之为，资产阶级审美）不合时宜的追求。比如女儿会给镜子镶上金边，或者在家里穿开领。她母亲把这些细节写成举报信，来为自己求得法外开恩。组织随即把女儿发配来边疆改造。那年她十五岁，几乎不会做农活。

她对系统、体制、男人、亲缘关系没有丝毫信任（对外甥女则是一个例外）。提到当地的权势，她会用比“蠢货”、“坏人”更恶毒的词去形容他们。在我长大的时期，我无数次提醒她，那个错误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如今是一个好时候。你知道吗，历史就像一个钟摆，你那个时候有多糟糕，我们这个时候就有多好。当年陷害你的那些系统，现在已经吸取了教训，引领我们过上好日子了。你知道吗，他们都不是同一批人，现在都是好人了，世界都认可我们，美国都跟我们友好了。而她只是直挺挺地挺胸坐着，听完，嘴里吐出无数恶毒的词语，如“狗逼操的”，“有娘生没娘养的”，“天杀的”去形容那些她根本了解都不了解的宏观事物。然后她转过头，用极冷酷的眼神看我，说，“怎么，你也想当帮凶？” 她转回去，说，“你跟生我的那个女的是一伙的。”

十六岁时她就生下我了。这一段她没有提过。也许是被强暴了。又或者，我猜测，她可能希望通过生育我来获得某种豁免。我未曾谋面过的父亲，或许是一个贫农，可以给她带来身份上的缓冲。这个计划显然失败了。因为她无数次提到，在生下我不久，一次她被带到沙漠里，显然那些恶人就是带她过去折磨她一番，让她自生自灭的。“那时候什么人都不用负责任。” 她说。他们像对牲口一样对待她都没关系。有一刻，她跑了，趁他们不注意。她像一个溺水的坦克那样在沙漠中左右摇晃着奔跑，衣服的碎片悬垂在她的肩上。沙丘越发陡峭，她就要登上去了。这时，身后的人，举着刀背，在她的后脑上狠狠地砍了一下。她身体一软，陷进沙里。

他为什么用刀背而不直接用刀锋砍？是否用了刀背，他就不是杀人，而她的死去算她自己自生自灭了？后来，她一辈子都在钻研这些细节，琢磨那些恶的动机。她被埋在沙里，不知道过了多久才醒来。醒来时她像一尊木乃伊，只有面孔浮出沙面。她一只手一只手往外爬，爬了一天一夜，直到爬进一户人家。从此她信任的只有沙漠。

她对生存有一种动物般的执着。有时候我在家里说，“这世道还有什么活头？”这会立马惹恼她。她把筷子拍在桌上，说，“你再说一遍试试看？” 另一次，在新冠来临前，她在超市里丧失体面地抢购食物。她把土豆塞到购物篮没法再塞下的缝隙里，让那些根茎类蔬菜都滚到地上。她在人流里趴下，用腹部护着她的篮子，伸手去够地上那些被踩过的白萝卜。

直到九十年代，我们已经回到了她出生的城市，她仍然陷在受虐的幻觉中。她睡眠时要锁几道门。她从不邀请他人来家中做客，也不去其它人家。她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家门外我们已不用饿虎扑食般抢夺吃的。我二十岁，想出去闯一闯。一天晚饭时，我和她提起：“听说现在南方很多机会。” 她说，“嗯。” 我说，“我许多同学去了南方，挣到钱了。挣到钱就可以开厂，开了厂就有更多钱。” 她说，“哦。” 我说，“有人说，我长得好，嗓子也好，唱歌很有灵性。” 她说，“别人说什么你信什么。” 我说，“也许我可以做一个歌手。可能有一天我会变成大明星。像香港的那些人一样。” 她没有抬头，说，“你倒不如说你想去卖淫。”

我没有去南方。再过了几年，我遇到一个男人，我对自己说我爱他。实际上——现在我反思——我仍然是用我女儿外婆的那种眼光去衡量爱的。即他能多大程度地助力我的生存。我早就不想着当一个歌手了。

如一切男人那样，在我生下女儿后，他溜了，离开了我们。他留下一间老小区的房子，比我们先前的好一点，我们就搬进来。这个家没有朝南的窗户，有一股阴冷，我们住进去以后，还有一股劣质卫生巾的潮闷。有时在外面，我和别的什么男人见面，我会想我是讨厌哪个性别多一点。男人们说起自己的事业，那是一副永不言弃炯炯有神，说起家庭，都是一副受害者姿态，各种婉转控诉，完了说不愿意伤害他疯了的老婆。他们希望我感动了，把手放到他们的手上，这样他们就可以抬起眉毛，慢慢与我四目相对，接着把手移动到我的其它部位。可我总会把手放到他们的手上。我需要他们利用我，剥削我。有时候我哭了，我想起我未曾谋面过的外婆，她想必也憎恨自己的软弱。

我在这个家里是一个敌人。

有时我回家，会看到女儿站在她外婆边上，而她外婆在角落的缝纫机前坐着，做衬衣。她们似乎有一种先天的，无关观念的亲密。我有时怀疑她们从未对彼此谈论过各自的立场。我亲眼看到我女儿指着加工中的衣裳，说，“这样好看。” 她外婆就小声回答她，以那种我从未见过的轻柔，说，“是吧。”

有时我在镜子前试女儿外婆给她做的衣服。凌晨，我很小声。我旋转胯部，甚至还涂上口红。这些衣服，它们多半并不合身。我已经不再具有我女儿所拥有的身段，但勉强能穿进去。在把它放回衣架之前，我会把领口，或者袖管，微微撕开一些。我的心已经清脆地折断了。

尊敬的审查员们，请别误会我。我写这封检举信，绝非为了报复她们，或者为自己辩解。我首先是怀着深刻的忏悔，来检讨我为何变成一个有瑕疵的女人。在我的重新回顾中，我发现自己的顺从，关键时刻的游移，都是造成今天局面的重要因素。但我的心是不坏的，这我很清楚。我的女儿及她的外婆，心或许也是不坏的，但她们在我家庭生活中的共谋，她们各自的偏颇观念，使得我也从一个典范中偏离了。我恳请你们理解，并法外开恩。对我来说，改造现有的生活，并没有那么难。我们这代人，都习惯了像泥鳅般活着。

我们又到了那个时代了，对吗，历史的摆钟又摆回来了。亲爱的审查员们，请别误会我，我并不是说现在不好。相反，历史总是进步的，黑格尔不是说吗，历史螺旋式上升。像DNA那样。新的历史中诞生新的矛盾，然后我们人类去解决它，解决了以后历史就更进步了。家庭关系，亲密关系，它完全有可能是我们解决方案中的阻碍。它完全可能利用我们的怀旧情结，抗拒新历史的降临。但我坚信，我可以克服它。

我是无辜的。无辜的人会继续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