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去城市的南边看她的父母。那里很远。除了徒步，或者跨市的旅行，我几乎没坐过那么久的车。要坐一整条地铁线。当地铁在最后的几站重新跃上地面，城市已呈现新的面貌。更辽阔。更不拥挤。阳光像是经由一个布满沙子的滤网，给事物附上一层安静的金色薄膜，使它们看起来更深陷于过往。所有建筑都是矮的、旧的。已被淘汰的工厂。旧日国企留下的家属楼。她家就在其中的某一栋。她曾在这里长大。

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给我一种火的感觉。

每次我们来，她父母都准备很多吃的。葡萄、菠萝、蓝莓，铺在客厅的木桌上。还有一些散装的坚果，从超市里挑选的。她爸爸，从我们进门那一刻起就望向挂钟，计算时间，然后走进厨房，开始将一桌子准备完毕的食材下锅。不要帮忙，不需要，我炒一下，很快就好，你们就在外面聊聊天，等着吃饭。他说。而她妈妈说，你们不要不好意思，你们来我们才烧这么多菜，我们也可以吃一顿好的。平常我们就随便吃点。

每年，她家都没有变化。整个公寓仍保持着一种两千年初的样态。似乎从某个时间点开始，他们不再添置新的家具了。但房间仍保持高度的整洁。因此这些朴素的沙发和木头桌椅，似乎只是过了时，而没有上年纪。她的妈妈种了一些多肉植物，从盆中溢出。沙发的一角上有一些红色的动物玩偶，对应农历新年的属相。每年多一个。

她曾是我们那几届最美的女孩儿之一。一定是最性感的。人们说那样的脸蛋、小蛮腰、胸部和长腿怎么能同时长在一个人身上。她还有一头大波浪头发。我记得她的口红都是大红色的，没有保留。

因此你很难想象她其实成长在这样一个谦卑的家庭。她的爸爸——她的眉宇继承了他的一些——总是保持着一种略微微笑的表情，说话声音轻轻的，即使在最悲痛的时刻也是这样。她的妈妈，不大说话，但说话时会有一些微微的颤音，像是受过伤害、或是极为朴实的人面对外人时会发出的那种声音。她去年开始有严重的腰痛，几乎弯不了身，但做了一年的艾灸，今年好些了。分筷子的时候，她难以将同样颜色的一双分出来，需要将筷子放到眼前。他们都明显地老了。

她的妈妈问起我们一些同学的现状。这个，马上要离开北京了。那个，正在创业，人生中从未像现在这样忙过。真好啊，她说，年轻真好。那你呢？她问我。我最近不工作，我在休息，也在考虑之后自己做点什么。我说。

真好，真好。她说。这个时代真好，年轻人可以有机会做自己。她又说，当年她从青海的一个山村考去南方的大学，要坐五十三个小时火车。后来分配，她只填了北京，因为有直达的车回家，只要十几个小时。所以我和你叔叔都是再生北京人呐。我们就只能靠自己，对吧。

我已经快忘记我和她在大学里的交集。我记得我曾有一种刻薄的刻板印象，或许源于我的自卑，觉得像她那样性感、受欢迎、落落大方的中国女孩，人人都想要她，她完全可以通过玩一些简单的，你来我往的情感游戏，去迅速融入美国的。事实上她有一个在英国的男友。他们谈了许多年，绝大部分时间在异地。她似乎直到最后都很爱他。

我常在照片上看到她。三五个女孩并排站着，在一场派对或是一次徒步旅行中。即使她友善地弯下身子，也会让身边的人相形见绌些。她在我的隔壁学校念书，我们并不经常见到，除了在一些大而嘈杂的中国学生饭局上。有一次，那时我们还不认识，她忽然从圆桌的侧边探出头来，问我，“哎！你学什么的？”她对人有一种天真的兴趣。好多人谈起她，说她是北京大妞。意思是那种非常明亮，大大咧咧的女生。更少的敏感和猜疑。不必太担心言语会刺伤她。

我们都休过一年学，因此仍在同一年毕业。这让我们成为这里最老的一群人，她甚至比我还大一岁。重新回到学校后我们都不认识什么人了。她约我吃过一次饭，或是两次。在学校的食堂，低年级的学生讨论柏拉图、酒精、大麻、约会对象、实习机会、改变世界什么的，而我们模糊地盘算着毕业以后做什么。我说我会继续念书。她说她打算回国了。其实她发过朋友圈，我没注意。她写道，那段时间她的姥爷去世了。“脑海里回响着临走前一天与他的通话，一遍遍唠叨要他注意身体等我毕业回去看他。从小到大想过很多次，等我毕业、工作、成家去看望老人们，让他们知道我过的幸福。没成想，姥爷食言了，他看不到了。也许是个预兆吧，告诉我应该在有限的时间里多陪陪家人。于是经历无数次自我质疑后，还是决定毕业以后先回北京啦。本命年，可以预见的许多挑战和改变的一年，真的怕，但必须得打起精神去面对。一点一点慢慢来吧，都会好的，会特别好。“

生活并没有变好。回国以后她工作了一阵。然后生病，确诊。一年以后的生日她在化疗中度过。她许愿：”今天和今后的每一天都快快乐乐“。

或许我明白她们家为什么不换家具，因为她的房间还完好地保留着。一个朝南的房间。窗外是辽阔的蓝天，静默的另一栋家属楼，和窗沿边多肉植物的倒影。书架上，她从小到大的书籍仍整齐排列着。有《小学生标准词典》、《记叙文写作技巧》、《通用数学奥林匹克教材》等。她收集的史努比玩具。她的粉色小猪储蓄罐。一份她的学术奖状。她的交换家庭合影。一张也许有她的照片，被小心地遮了起来。

她的书桌。精致的笔筒，和一个小地球仪，仍在书桌的右上角整齐摆放。她的父母必是曾小心地擦拭上面的灰尘，使它们现在看起来仍崭新如初。桌边贴着她初一时的课程表，从周一到周五。我难以想象她小时候的样子，一颗火热的心如何在这个朴素、有序、缓慢的房间里成长。脸书上她最早的照片摄于十六岁时。那时她已经出落成一个高挑的美人了。和他人合照时，她会善意地蹲下，将脸靠近他们。

本科毕业那年，有一天晚上我们聚在宿舍的公共休息室里玩游戏。我脑子里在烦恼写论文，就提前回去睡觉了。后来听说，他们在玩一个 Fuck, Marry, Kill 的游戏。一个男生，从在场的女生中各选出一个上床、结婚或是杀死，并要说明理由。她是被选中被杀死的那个。为什么？没有人记得。

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她像许多不算太熟的朋友，在沉默中走出你的生活。毕竟我的道路还悬而未决。新的人走进来，新的概念汹涌澎湃。在剑桥的地下室，我铺开一桌的文献和写了零字的论文，把脚翘到椅子上，随意地刷朋友圈。看到她过生日的消息，王力宏祝福她的视频。力宏对着镜头，给她一个远程的拥抱，“祝你生日快乐。早日康复，然后我们把演唱会带到你的身边。”这是我们的共同好友 J 找到力宏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再往下看，她说自己正在化疗。“25 岁的第一天收到了很多的爱，让我非常想健康、开心地活着，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爱想爱的人，感受更多的美好。”

她很看重生日。无论化疗前后，她每年都会写生日感言。感谢朋友，感谢家人。她还每年给父母和男友的生日写小作文，都颇为煽情。爸爸是“高大帅气的爸爸，你是善良正直的爸爸，你是我心目中什么也打不倒的英雄……爸，无论长多大，在哪里，我永远陪着你。”她感谢妈妈带她来到这个世界，给她她的眼睛和肤色，教她做善良独立的女人。“我知道我不符合你所期望的女儿模样……但我想让你知道，能成为你的女儿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拿什么都不换。”

他们之间的爱必是厚重的。她的妈妈说，为了她念书，我们把唯一的另一套房子卖了。否则我们普通家庭能怎么办呢，毕竟也不是大富大贵的。她的妈妈又说，其实也不知道现在富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上次有一个同学，一起吃饭时才知道她在本地有十几套房，但是外面吃饭也还会打包，生活很节约那种。在厨房里，她的爸爸仍在炒菜，妈妈来回地帮厨。我不小心把一个同伴的名字叫成她的名字。所有人都静止了一瞬间，然后继续。

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国了一趟。那时我以为只是博士前短暂休息一阵。我听说她已经好转，走出医院，开始工作了。在北京，我和她约好，在她工作的学校见面。

那是夏天。见到她，她仍像以前一样漂亮。不知是否戴了假发，她连头发也像从前那样靓丽，仿佛疾病完全没有在这个身体上留下过什么。她陪我在学校里走路，给我介绍这个介绍那个。她说，她现在成为了一名心理咨询师。生病以后，她重新思考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原来在广告公司的生活，根本没有价值。她现在有很多可以忙的，她原来就在这所中学上学，许多学生有心理问题，她现在可以帮助他们。看到你这样我真开心。我告诉她。我也很开心能在这里再见到你。她说。

几个月后，我听说她复发了。她说自己病得好辛苦，快撑不住了。

我在另一个城市，托 J 打听她的消息。有时好，有时不好。这个专家这么说那个专家那么说。我被一些现在看来根本不重要的事情缠住，迟迟拖着去看望她的时间。她开始打吗啡，再次化疗，在朋友圈发求助信息，说“我无比渴望像正常人一样普通地活着，谢谢“。而当我终于去到她的医院，上到一个简陋的小阁楼，推门进去时，她已经说不出话了。她闭着眼睛，艰难地呼吸，像是生活在一个被炙烤的世界。

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她的父母。她的爸爸告诉我们，她已经失去意识。送我们到门口时，他那张明显哭过的脸上泛起一点点微笑，似乎是在安慰我们，说，该做的都做了，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这里有我们没关系，之后的事，可能还要麻烦你们。她的妈妈，已经有些微微颤抖的迹象，坐在床边，抚摸她的头发。

我们在附近待命。毕竟，她在国内的朋友不多，男生更少。我们在一个牛肉粉面馆里，J 发来信息说她不行了。我们于是打车。

似乎有风俗，说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当天父母不可以出现，否则孩子的灵魂会不想离开，没法心无留念地去往天国。我想她是无论如何不想离开这个世界的，她那么爱这里。总之我们跟在医院的殡葬一条龙后面，去往附近的太平间。我记得 J 要代表家属签字，他因为太久没有在国内，转头低声问我，同意的同怎么写。我摇摇头，不争气地笑了，给他比划了一下。他恍然大悟，噢，噢，我记起来了，他妈的。

大家彼时还都太年轻，没有死亡的经验。而在死亡和葬礼方面，我还算比较早熟。J 发完言后，让我主持流程。后排一位长辈，似乎是她爸爸的老友，站得笔直，在每个流程的末尾，会坚定响亮地喊出她的名字，也给我们其他人继续下去的勇气。临别，我们去前面看她最后一次。她仍然那么美，此刻更轻松了。化了妆，她像在做一个梦。

葬礼结束后，我们几位久未谋面的同学在门口聊天。似乎是复盘，哪些我们做了的，哪些没有办法的，哪些可能可以更早做的。又说起她以前的样子，讲一些她的片段。有人笑，有人哭，更多人哑然。而后我们分别，生活继续，只有她停在那里。

时而，J 会组织我们去看她父母。大家的时间总难碰到一起，因此每次都是一拖再拖，最后只有一两个人前往。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要过。一个清楚的事实是，她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愈加稀薄，她留给我们的印象，也随着每次拜访而确认愈加模糊。关于逝者，我们总有一种倾向，去将他们抽象成我们生命中的某种象征，最终只留下一个声音，一个词，一个表情。有朝一日，她也许会浓缩成一团火。安妮·卡森说，我们都是火的近邻。

她的父母喜欢我们过去。他们给我发信息，说周末有空就过来。虽然很远，是的，但是未来会开一条新的地铁线，就不用绕城一圈，下了地铁也可以直接坐某一路公交车到小区门口。他们把我们当作孩子，当作她的一部分。我们也乐于表演在积极生长的样子，仿佛她的一部分热情延续下去了。饭桌上我们不提她的名字。她的爸爸会把我们送到楼下，像要说什么但话又收回去，只是拍拍肩膀。再见啊。常来啊。

有人问我，以前和她熟吗。我应该诚实地回答不熟。但每次前往的朋友，也未必是她曾最亲密的好友。人人有自己祭奠的方式，又或者，她从一些人的生命中就此消失，这也不足为奇。但我们的友谊，或许在她去世后更加坚固了。我对她有一种平淡的忠诚，它没有根基，也未曾带给我压力，但想到她，想到她的鼻息曾亲临那些有清香的花，想到她的发梢曾轻柔地降落在树叶上，想到她曾点燃一些心灵并让自己的心也燃烧，我也会感受到我自己真实的爱和悲哀。

她的最后一条朋友圈是一幅自己画的向日葵。她说，“爱你们”。我后来知道她喜欢向日葵，向日葵的生命力就像她自己的一样倔强。那时候她应该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这是她留给世界最后的话。有时，我独自一人，会想那些生命中已离我而去的人们，是否算是死在了好时候。毕竟这是向下俯冲的世界，朝着深渊，我们的生活将面临考验，我们将被迫调整对未来的期待，我们将发现我们只是刚好在人类文明的一个喘息中而这口喘息就快结束了而人类文明也只是这个物理世界中微乎其微的一段未来遗址。但每当我想起她，我就想到一些痛快的呼吸，一些挣扎，一些对美的留恋。我想所有人都还是死得过于早了。他们都应该多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