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我遗失了一些照片。2019年到2020年间的。我不常拍照，但时不时，要靠幸存的零星图片去寻找往日的感觉。因为我已经全忘了，再重要的事情也一样。

我想找回的是2019年末的记忆。那时我已经晃荡了一年，跟家里美其名曰在考法学博士。的确付出不少努力，但我很清楚那是我所厌恶的道路。甚至在描绘那个愿景时，我都会和家里用一种近乎讥讽的语气，说等我毕业，我将会有一个稳固的收入，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并且我还会在大洋彼岸挥斥方遒，关注国内社会问题！2019年末，我撒的谎即将被迫到期，因此进行了一场旅行。

我去了H所在的城市。H是我几年前在工厂认识的好友，我只和他还保留联系。

当时我处在一种强烈的自我厌恶中。之前进行的一连串体验式写作，以及学校里一场敷衍的田野，让我觉得自己无非在用词语剥削他人的生活经历。作秀，说得好听点。当我要选择人生道路时，我再次选择了极功利的那一条，并用社会正义的说辞去粉饰它。这足以说明我是怎样的人。

这场旅行的唯一目的，是我想要第一次，不带有功利目的地去涉足另一种生活，不写作，不记录。只是造访一个朋友。几年后，我恰恰丢失了这一时期的所有照片，只留下一些印象。

在这一时期之前的几年，我在工厂里认识工友H。见到的第一天，他带我去买草席和日用品。我给他买了一瓶可乐，他站到一边，像是女童面对家里的生人，躲到大人身后。他说，不用了，不用了吧。一个月不到，我就离开了工厂。但一年后，我们在他的家乡，一个湖南小城的村里又相见。他说，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最终，我们的生活都没有多大改变。这是说，我们被不同的沮丧困扰。他无法改变他的生活，我则缺乏勇气改变我的。但听到我要去他所在的地方，H还是慷慨地应答。他说，他已经给我备好了一个气垫床，他用嘴一点一点吹的。放在客厅。他住的地方不大，但够两个人住。

那时他已经不在工厂，而在一个广东和湖南交界的小城里，修天花板。如今人们必然很难想象，修天花板还能专门作为一个行当。他们恨不得把泥瓦匠和电工都统一归进一条龙装修队中。事实上，这个行当已经开始灭绝，只是尚未波及到这个小城——那些工业社会中流窜的魔术师、马戏团，苍老的猴子大象，是不是也一步步被逼进深山和只有老人的村子？这个小城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每隔十米出现的药店，它的密度远远高出其它商业单位。疾病必然困扰这里。老人的疾病，年轻人的出走。

H住在一个突然出现的城中村中。它隐藏在一片正常的街道内，只是突然出现一块牌匾，往里走就是一片拥挤的楼，时有加盖，像一片被密集种植的树林。他在一个坡上的院子里，三楼，还是四楼，有一个房间。平常，他和哥哥嫂子一起住，而他们正好回老家盖房子了。这里的灶台像一头黑色的刺猬，摆明了有安全隐患。但整片区域的人们，都是这样生活。时常有失火的新闻，城中村里，火灾，烧死很多人，像葡萄串一样，一户接着一户着火。

白天，我和H去正在装修的毛坯房里。一个城乡结合处的房子，两层。我看他工作，实际上，也帮不上什么忙，只能递递东西什么的。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竟然可以踩着人字梯，驾驭它如同驾驭一匹马，在房子里自如行走。颇像在表演某种杂技，或是一种古老民族涉水的方法。也难怪，他们是在修天花板，与其说是修不如说是造。

我可以明白，为什么他当时如此投入地学习这项技能。首先，当然因为H的几位堂兄弟长年从事这个行当，这是一种，家族秘传的手艺。其次，它和工厂相比，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技能，不是所有人都能熟练地踩着人字梯给半空量裁，也意味着淘汰的危机并不那么切身。H不无热情地向我介绍为什么天花板很重要，很讲究，有各种吊顶的设计。我因此也难得地抬头向上看。

我记得我问过H，是否喜欢他所做的事情。这是一个蠢问题。而他给我描绘了一幅蓝图：他现在学了一年，他学到五年、十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那时就可以自己干，自己找生意。而他现在为了学手艺，需要给他的哥哥们当学徒。他们给他一千元每月的工资。他说，勉强能活下去。

我和H去过他另一个哥哥家吃饭。也是在一片老小区中，好几口人，挤在一起，哥哥的女儿似乎已经开始读书，聚焦着全家人的注意力。哥哥的母亲，一位善于表达的妇人，即使我在场，也从言语上关心又讽刺H的婚姻进度。H当时已经29岁，没有结婚，在家族中被认为是软弱、无用的象征。他的温柔，在乡村往往算不上一种品质。她让我也留意下身边，是否有适合介绍H的女性，话说到一半又咽进去。

夜里，我睡在H一下一下吹起来的气垫床上。据说买了九十块钱，仍残留一些浓烈的橡胶味。H把灯熄了以后，我可以听到一些短视频的声音。很快，声音就消失了。H浅浅的呼噜声响起。他租了一台电脑，我每天在上面玩星际争霸。

H跟我说，他的妈妈前一段时间住院。气出病来了，因为他还没有找到媳妇，还没有生子，这些他这个年纪早就该做的事情。她在村里的一个工厂里做工，一个月三千不到。后来我去看过。这家村里的工厂生产iPhone的数据线，一点日光从上面洒进来，这些线像漫山遍野的白蛇一样铺在地上，成品要比苹果正品长出许多。它们将流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从这个乡村，从这个每天在忧愁儿子未来婚姻家庭的妇女手中。

他的父亲则有一双大手，令人印象深刻的粗糙。他不善言辞，曾经很能干，但生了病，脑子里的，去了长沙的医院，他们都不太懂，只知道要花许多钱。H还提到他的祖父，据说是远近唯一能独立制造打稻机的人。这说明一些手工的特长印刻在他的基因里，他引以为傲。

我和H一同去了一趟广州。我邀请他住在广州塔附近的一家廉价旅馆里。那家旅馆声称房间里能看到广州塔。进了门，我们像蜘蛛侠一样贴在窗沿上，的确可以从某个角度看到广州塔的顶部，当然从那个角度，说它是任何塔都可以。那时我已得到一些流言情报，说一种可怕的病毒在国内流传，以一种令病毒学家膛目结舌的速度传播。我在全家买了口罩。H见我戴了，他也戴上。

我们去广州参加一个活动，在广州塔里。一些挣了钱的，或者渴望挣钱的人聚集在这里。我替我俩搞到两张门票。一些经济学家，名人，商人，发表了演讲，有关中国经济的未来，有关房地产是否会崩塌，有关钱会在哪个领域又钱生钱。H坐在我旁边，聚精会神地听讲。但我只要打断，说我们去哪个讲厅也看看吧，他就会随我一起，一路不说什么。

我想起H，想起2019年末发生的旅行，是因为我发现，我也到了H当时的年纪。昨天，我刚过完我的29岁生日。我们的生活有了一些变化。19年和H分别后，我最终没有选择那条功利的道路。所幸。因为我也走不好那条路。H则回到了工厂，多少迫不得已。一千元的工资太低了，而整个天花板修理行业，终于在小城也受到冲击——一则因为疫情，二则因为精装房冲击。人们更加喜欢买精装房，因为不用操心什么，一条龙服务全部装好了。一条龙服务当然不会囊括这些世代做天花板的家族。但我总是想起H对自己的辩护。他说，他相信他们的手艺仍然被需要。比方说，现在的房屋墙壁仍会有倾斜，导致精装房的柜子会和墙面配不上，因为那种柜子都不是定制，而是统一配套。但是他们能做出完美贴合墙壁的柜子，只有他们这样工作的可以。

如今H在一家电子烟工厂。有一段时间，他的工作，是每天自己不停地吸电子烟，以身试法，来测试电子烟品质是否达标。他笃信工厂的说法，说电子烟无害。后来，他通过努力，转到拿机器测试的岗位，并且不用倒晚班。前一段时间，他和我说，他有可能会去美国，作为技术工人代表。他问我们另一个相识的朋友，是否在美国能相见。仿佛美国是一座岛。

有许多朋友来了我的生日。我还去了一场别出心裁的舞会，朋友给我准备了惊喜，我们跳舞一整晚。这时我想起H。多少次我以“我能理解”去回答他，这并不诚实。但诚实的答案是无法言说的。我想起2019年的圣诞节，我们在小城的商业街散步。H告诉我，今天是他的生日。因此我闯进一家快要打烊的蛋糕店，说要买一个蛋糕。这个动作途中，H像我们第一天认识时阻止我给他买可乐一样，不断地、轻轻地拉扯我的衣服，说，不要了，真的不用，我不吃那个。

我买了一个小蛋糕。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只有老人的城市，沿着河边行走。H说，我们就在河边的椅子上吃吧？冬天的夜，广东，也不算太冷。我把蛋糕一切为二的时候，H说，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吃生日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