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zz 4: 跳舞旅行 — Zhonglun Sun

土耳其

因为跳舞，我在过去的两年里更多地出国旅行。去某个地方，参加那里的舞会，参加那里的周末节日，然后上街闲逛。跳舞使得旅行有了一个锚点，仿佛它本身是一个正经的目的，我因为跳舞而不得不去旅行。二十多岁时，没有这个锚点的时候，我常常请假，或者就借由公务出差的理由，在某个从未听说过的小城市里租一个短租房，那种短租房里常常是用来给人偷情用的，有一些奇形怪状的椅子，悬空的粉红软毛鞭。最初几天，我就待在里头，就好像旅行还没发生一样，看手机，睡觉，或者闻那些鞭子，想象这里曾发生了什么。中午下楼，找一个便宜的铺子，打听菜价，打听摊主的生活，咽下他们来路不明的油和肉，上楼拉稀。旅行为什么不能立刻发生呢？为什么很多旅行，像一点没旅行过一样呢？好在那种日子已过去了。我学会了跳舞，现在旅行有了锚点。

24 年初，我头一次去伊斯坦布尔，参加当地的 Jumpin’ at Istanbul 活动。那时我刚学习摇摆舞一年，怕自己跳得不好，给对面拖后腿，于是提前学了几句土耳其语里的好听话，“你跳得真好！”在舞会的夜晚，每一首和对方跳完，我都会和对面的女孩说这么一句，对方总是爽朗大笑。直到有一个女孩问我，你为什么你总在夸自己跳得好？我才发现人称后缀搞错了，把ediyorsun念成了ediyorum。土耳其的活动很精彩，全欧洲的大师都来了，舞台上都站不下，好像伊斯坦布尔又成为了世界中心。夜里，我们回到群租房中，床上、沙发上都挤着人。有人说，摇摆舞是全世界无产者的聚会。

白天，我去城里闲逛。我去了纯真博物馆，那是帕慕克为了自己的同名小说建的，摆放着各种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土耳其小物件，玩具、照片、女人的配饰。我记得，有个背着提琴的男士对照着书里的细节，一个一个橱窗研究。那时我还没有读完这本书，逛到最后，看到阁楼上男主角的卧室，他的小床铺、自行车、台灯、相框、喝了一半的朗姆酒瓶。我被那种朴素的真实深深打动了。我不知道这个博物馆原来是假的，这个小说原来是假的。那又如何呢？

在外面的街上，我路过了一家二手店铺，在那里我翻到了一些老照片。它们大概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间。戴眼镜的络腮胡店主站在一个地球仪边上，说他是在旧货市场和二手书里淘到这些照片的。有人转手了自己的家庭相册。有人拿照片当作书签。总之就是那么东拼西凑来的。他喜欢收集东西。

这些照片都是一些留念，或是生活剪影。一张照片是两个女孩，穿着近乎修女的黑裙，站在石楼跟前，一个女孩把双手放到另一个的肩上，显示她们的友谊。在这张泛黄的照片背面，有钢笔工整地写着“Kiz Lisesi” （高中女校）以及“Ebedi hatirasi” （永恒的记忆），落款是 1953 年。另一张照片，在一个酒吧里，一个穿西服的中年秃头男人，单膝跪地，看向天空，身后是一个欢快的女人，和一支面露疲惫的乐队，他们像在进行某种家庭仪式，或是在跳一支诙谐的舞蹈。还有一些家庭聚会的照片。庞大的土耳其家族，满满围坐在一个长条桌前，一个类似黑帮老大的男人坐在最中心。

这些事物给我带来深刻的感动，不单是因为，伊斯坦布尔早已不是这样，凯末尔的遗产经由篡改、误读，已经让世俗化改革彻底倒转（或者说，这个国家原来就倚向另一个方向，只是凯末尔强行创造了一个短暂的奇观？）。不单是这样——更是因为，当我摸着那些照片并买下其中一些的时候，我感到记忆是有重量的，就像跳舞一样，它们使我的生命更开阔了。延长和支持生命的事物很多，使生命更加开阔的事物很少，很稀有。

越南

24 年的春节，我和 B 去了越南。在河内，我们找到一个当地的摇摆舞组织，他们每周日在大街上跳舞，我们围着还剑湖绕了几圈，最后在一个邮局后面的伟人雕塑下看到他们。一个女孩举着小音响，几个人在边上跳舞。女孩说，因为河内市中心太吵，如果把音响放在地上，就没人听得到了。就这样，我加入他们。跳舞的好处是，它本身就是一种连接，爵士乐就是你们的语言，当你们靠近这种语言，你们就信任对方。

跳完以后，我们随大部队去旁边路边摊喝糖水。一个男孩说，河内原来没有摇摆舞，是五年前有一个斯里兰卡人来河内旅居，教了他一些摇摆舞步，然后他再教给身边的人，渐渐地就建立起一个摇摆舞社群……事实上，在中国，也是相似的故事，在全球化仍是一种美好愿望的年代，一个旅居的舞者，把脚步教给自己的本地朋友，而本地朋友又教会自己的朋友……那时候，文化被视作一种人类共同财产，那时不兴说文化战争、资本、身份、挪用。又有一个男孩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正在号召越南大学生支持巴勒斯坦，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他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想呢？

我和 B 去了岘港。夜里，我们在海边发现了一排沙滩椅。我们躺在上面。我们刚刚轮流拉完肚子，正在争论是菜场里哪道菜让我们破防了，而不提海风扑面而来我们怎么办。不过好在沙滩椅还算舒服。我们评价说，其实住在希尔顿万豪里的人体验还不如我们，因为说到底我们是在面对同一片海，我们的公共沙滩还更宽阔，夜里也没有人。更重要的是，它免费。这时一个大妈朝我们走来。Pay you. 她说。

Pay us what?

70k one person. 她说。

我们拿出手机换算，大概 20 元人民币，我们相视着做出艰难决定。B 从紧嗖嗖的钱包里掏出几张越南盾，凑齐了 140k 交给她。因为钱包太紧了所以一些小额的人民币都翻了出来。大妈叉着腰，拿了钱，一脸我们欠她什么的表情回头就走。当她走过一段距离，我确信她已经听不清的时候，我大声说，操他妈，坑我钱。 B 也大声说，操他妈，什么表情！我又说，操，老太婆一个，屌什么屌。 B 也说，这逼肯定是人生失意，各种家庭不快全倾泻到我们身上。我说，老公儿子绝逼废物，这 20 算哥赏你了。 B 说，只会坑外国人的货色。我说，妈了个老子一觉坐到明天早上，坑死你。

后来，我们都不吭声，躺在沙滩椅上。越南的天空，比北京黏腻些，即使在海边，也没有什么星星，海浪倒是舒缓。那个时候我们都快要三十岁，但还没到。我问他，你想过我们三十岁的时候是这样吗？他问，为什么这么说？再往前推十年，我们在美国做室友，那时我们讨论各种思潮，畅享未来方向，仿佛我们的思想终会有一席之地。那时我们觉得未来是激荡的、让人兴奋的、可参与的，而我们只需选一个领域来创造影响力……我说，我肯定没想过为 20 块钱骂人骂那么久。我又说，不过也挺好的，我觉得，我们对自己总体诚实。

法国

这段旅行发生在 24 年 4 月末，此时，我已从一份需要早晚按指纹打卡的工作离职，开了家小公司。开办这种公司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把公章放在自己抽屉，当需要办出国签证时，在各种证明文件上左右手盖章。五月，我和一众跳舞的朋友来到法国的蒙彼利埃市郊，每年摇摆舞的顶级赛事 Savoy Cup 就在这里举办。

我们租了一个 airbnb，房东说，房间很大，能住六人。我问，十个人可以吗？她后来恐怕翻箱倒柜，给我们整出 10 块能睡人的地方。我是十人中唯一的厨师。一大早，我去外面的农夫市集上买菜，用我十年前停止学习的蹩脚法语说，S'il vous plaît…对方以蹩脚英文回复我，You want…? 而最后我们是通过橱窗里的来回指指点点完成对话的。我记得除了农夫市集，当地几乎买不到新鲜蔬菜，各种冷冻半成品，倒是质量还行。早上，另九人仍在呼呼大睡时，我已开始做饭，公寓里没有抽油烟机，使得我们每个人的衣服上染上了相同的味道。

Savoy Cup 是我参加过的最无聊的活动。现在想来，如果一个活动完全以比赛为中心，摇摆舞中最宝贵的东西就失去了。Savoy Cup 力图成为摇摆舞技术的最高殿堂，每天各式各样的比赛轮流举行，也的确高手如云，只是那种竞争的排布使我疲劳，即使当时我仍跳舞经验不多，也能感受到那里的舞者并不快乐，或者在假装快乐。为数不多印象深的场面，是韩国舞者Suhee，在来之前腿断了，她就举着一根拐杖，当做自己的另一条腿，和搭档一起跳 Duo Jazz，靠身体的律动和活力，一路晋级到半决赛。我曾在伊斯坦布尔见到她，这次在舞会时与她聊天。她说自己才跳舞两年，但为了学舞辞了工作，去布鲁塞尔专门进修，全天候练习。

Savoy Cup 结束后，我们去了南法旅行。在昂提布，坐在火车上，时不时经过一大片蓝海，仿佛我们是海鸥一样。后来，我又去了阿姆斯特丹、巴黎。有一回，在换车的间隙，我去了巴黎的古生物博物馆，各种巨大动物的骨骼聚集在这里，像悬空的牙齿。我一个个走过，忘记了时间，乃至误了火车。我想起在《堤》的其中一幕，男人穿越回到过去，与新认识的恋人在一个这样的博物馆相遇，我至今仍能记住那段旁白：On about the fiftieth day, they meet in a museum filled with ageless animals… 动物落地成标本，失去了年龄，就像在时间与记忆里穿梭的人一样。我一直以为那一幕是在这家博物馆拍的。

瑞典

我之前从未去过北欧。在我看来，它好得太不真实。你能想象那种不虚伪的福利国家，人不贪婪，不盲目，彼此以善意揣测对方意图，良好对待自己和他人的孩子，权利也保障人的尊严吗——这种美，在我看来，漂浮在空中。或者说，那种令我留恋的美，总是有恶的对照……但是，在摇摆舞的世界，瑞典又是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因此，即使七月我非常忙碌，还是硬着头皮去往瑞典，那里有全世界最大的舞蹈营，Herrang Dance Camp。

摇摆舞发源于上世纪初的纽约 Harlem 社区，一群黑人舞者跟着大乐队爵士跳出一种截然不同的舞蹈，它狂野、滑稽，强调即兴和节奏。再之前的两百年里，奴隶在棉花田，不允许说话，只能偷偷打鼓点节拍，那是西非的祖先传下来的；夜晚，他们去黑色的谷仓，拥抱，唱歌，跳舞……二战后，大乐队解散了，Rock and Roll 兴起，摇摆舞一度失传。直到八十年代，一些年轻人又重新发现了这段文化，其中就包括几个瑞典的朋克青年。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图书馆的地下仓库发现了旧日影片里的摇摆舞片段。这是什么？为什么那种滑稽如此美、如此放荡、如此有力量？

Herrang 的舞蹈营办了四十多年。它在一个海边的废弃矿山边上，拿一所废弃小学的地基，每年夏天搭起一个又一个大型帐篷，全世界来的舞者就在里面上课、彻夜跳舞……数十年里，它由当年那群瑞典非主流青年中的一个，Lennart 主导。最开始，他们请来 Al Minns，Frankie 这些已经垂垂老矣的旧日传奇来教课，后来传奇死了，他们就自己上阵，现在他们也老了。近些年，Herrang 争议不断，一帮人进来，一帮人离开，其中就包括 Lennart。在他不客气的退休信中，他说那种旧日的礼节、体贴和风度已经失去字面意义了。

7 月的瑞典几乎没有夜晚，往往是十二点天才微微黑，到夜里两三点又天光大亮。对舞者而言，也都是每天跳到黎明，回到大通铺睡几个小时，就起来上课。中午，如果不是自己做饭，就得去吃昂贵的大食堂，许多菜的味道还不如微波炉里转的速冻食品。因此我借了通铺的公共厨房，又开始当厨师，食客从一个人，到两个人，到一堆人。最后一天，热油溅到手臂，使手臂开花了，医生查看了溃烂的地方，让我把伤口裸露，别跳舞了，我想想不甘心，还是回舞池了继续跳了一整夜。白天，我们有时骑车去海边。这里时常下雨，一路上都是蜗牛和黑蛞蝓，密集程度之高，使不杀生很难。海水严寒，我下去过一次，便再也不想下去。远处许多岛，整个北欧，就由岛屿、沼泽和海连接起来。

Herrang 的好处在于，全世界的大师都来这里教课，顺便度假。舞池里找到他们跳舞，也不像活动中那么难。在这个阶段，我不仅跳双人舞，也开始学习 solo 了，协调性之差，使其成为我一种个人风格，甚至有人以为我是刻意那么跳的。在这个夏天我遇到不少好老师，印象深刻的是 Daniel Larsson，我发现他有时会在音乐平缓的地方做各种切分节奏和重音。我问他，难道我们的舞蹈不是跟着音乐吗，为什么你反着来？他说，音乐不是一种强迫，而是一个空间，关键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你在那个空间里做了什么，你要学会自己去引领音乐。

Herrang 的一周结束以后，我去了瑞典更北部的吕勒奥。在那里，另一个 Daniel 办了自己的夏令营。Daniel Heedman，曾经 Herrang 的核心组织者，在 Lennart 辞职以后，也离开了 Herrang. 有人说，他跳舞时模仿 Harlem 黑人的样子让人不适，毕竟他本人金发碧眼，几乎像是纯种雅利安的模型。也有人说，他来自一个北极圈的猎人家庭，看上去凶猛暴烈，其实没有心眼，搞不了政治斗争。这次他自己办跳舞营，能看出他的窘迫。他叫来了瑞典最早的那批舞者，包括 Lennart 和他的舞伴 W，他们都是为了支持尚且年轻的 Daniel 而来的。 W 每次上课，会把 Frankie 老人家的照片摆在窗沿上。在 Frankie 仍活着，她还是个少女的时候，他们曾一起教课。她说，因为 Frankie 喜欢四处旅行，于是他去世后，她就每次都把照片带上，让他看看他的舞蹈都传到哪里去了。

在吕勒奥的最后一天，Lennart 收集了一些舞者写来的小纸条，问 Daniel 问题，一开始都谈笑风生的，直到最后一个问题，问他为什么离开 Herrang，Daniel 立马站起来，走到门口去哭了。他的妻子Asa坐在座位上，也在哭。边哭边说，这里面的事情我们还不能说，但很肮脏，很肮脏。W 上前抱着她，Lennart 坐在窗沿上摆着腿。对于他来说，这些都是过去时了。

行程的最后几天，我已积累了大量的工作一点没动，但仍心有余悸地在北欧晃荡。在斯德哥尔摩的北欧博物馆里，我一件一件查看上世纪瑞典人留下的日常物件，比如画了眼睛的木马，笑容恐怖的米老鼠玩偶，擦得锃亮的皮鞋，折叠整齐的衬衫礼帽，胸罩和丝袜，以及他们热衷的各种罐头。他们也曾听着英语广播，每天穿戴体面地去工厂上班。只有在这里，我感到与瑞典是亲近的。而斯德哥尔摩的海洋、古船、肉丸都太遥远了。

我在芬兰的赫尔辛基待了几天，这座城市文明、无趣，行程的高光是其中一天，我坐船去了海对面的爱沙尼亚塔林。在塔林的火车站后头，有一个旧货市场。这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木头钟表、公文包、磁带、硬币、还有那些弯曲了的、枯黄的明信片。老板是一个矮个的秃头，他提醒我，明信片0.5-1 欧不等，意思是干净的 1 欧，脏的 0.5 欧。那么我的朋友，你在找什么？

我在找一些照片。照片？对，我收集旧照片。啊，照片，照片在这里，老照片，一欧元两欧元一张，你要什么样的照片？军队？轮船？大会？不用，就普通的那些。哈！我这里有质量最好的照片，那些家庭相片，你知道吧，一团一团的垃圾。（他做出一个倒垃圾的动作），我这里不卖那些。

那你这里有吗？

他一拍脑门。哈！前苏联时代！现在人都喜欢找前苏联的记忆。我有，我这里多的是，你看，这里是一摞，那里是一摞.…..

他掏出两个塑料袋，里面横七竖八地摆着一些大小不一的相片。大都是八十年代的家庭相片，有些后面还写着字和日期。许多人都重复地出现，里面记录他们一生中重要的日子。一个男孩，他在船上掌舵；另外一张里，他给船收缆绳；还有一张，他和他年轻的表妹拘谨地站在一起。

这里面的人你认识吗？船上这个男孩。

我认识，我认识。他是一个船员，英文怎么说来着……水手，对，水手。他好多年前死了，2017 年吧。他家一个男孩，三个女孩。是个好人。这样，你喜欢，我再送你一张照片，喏，这是我前妻的祖母，他们在郊外的树林里野餐。她就是站着端盘子的那个，这个女人去年死的，这张送你，总共 10 欧。噢，不能刷卡，只收现金。ATM在楼下。

泰国

2025 年的春节，我和 J 去了曼谷。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座城市，不喜欢它的黏腻、媚俗、自我东方主义，但却一次又一次被它吸引过来。或许它的食物好吃、按摩舒服，仅此两样就够了。我今天还看到艾伦·麦克法兰说，中国人是靠食物组织起来的。这点不错，我感到最贴近生活、最专注的时刻，就是握着锅把手，把火开到最猛的时候。泰国人做菜的风格是把酸辣咸甜都汇到一种复合味道中，简单来说就是什么都要。这样的文化，往往是看不太清楚自己的。

我们在曼谷也去跳了舞。唐人街上有一个摇摆舞俱乐部 The Hop，当时刚刚翻新地板，走一步滑一步。泰国和越南一样，整体舞者非常年轻，不同之处在于这里外国人比例较高，也不乏一些明显在寻找猎物的老白男。有一个相对和善的意大利老头，和我们唠嗑时说认识某位大师，说着他就打开 instagram 找他，结果不小心手滑，页面一路往下，每一个都是大胸美女，手机关也关不掉。

有几天我们住在曼谷外的农村里，靠近古都阿瑜陀耶。这个农村的民宿主人是一位退休公务员，昵称 Papa，平素光着脚丫，最害怕谈钱，每次提到钱就摆手，不要了。白天，他载我们去阿瑜陀耶观光。阿瑜陀耶如今剩下最多的是佛塔，据说在两百多年前缅甸人进来焚城时，有高达数百座寺庙。举着火炬的人是否曾犹豫过？人是怎么说服自己，在他人的佛像头顶点火的？如今的废墟中，有着一列一列的无头佛像，胜利者必是一个一个砍下佛头，看里面是否藏着金银财宝。

再后来，人们建起更大的佛像。金碧辉煌的佛像。走近它，Papa 扑通一声跪下，高高举手，闭上眼睛。

英国

再次出国已是夏天。这个夏天，我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待在国外。B 已去伦敦工作，我住在他巴比肯的小公寓中，睡在一张床的另一侧。有时他半夜翻身，一条巨腿挂我身上，我便再也睡不着。我听谁说过，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一个表现，是看他去一个城市是自己住酒店，还是住朋友家。

我已七年没有回过英国。我发现我从没有好好在这里生活过，还没毕业时我就着急离开这个国家，我对它的阶级分明、高校思想的僵化，人与人间的距离感深恶痛绝。但现在我想，我是因为讨厌它而离开，还是因为我清楚自己在别处天然地处于优势位置，更容易获得特权而离开的？这次我尝试在伦敦好好生活，我发现我还是不能喜欢它。为了进一个花园，恨不得开七把锁。许多经典西区剧目，也不比二人转更让我感到亲近。

好在伦敦有当世最好的摇摆舞者之一 Skye Humphries. 每周，他在 Highgate 一个形似小教堂的地方开 solo 课，我就坐臭哄哄的北线列车一路往前。他一堂课收 10 英镑，大概够在伦敦买个汉堡的钱。像这样的大师，在本地的课程反而极便宜，大概是为了回馈社区，践行无论贫富，人人皆可学摇摆舞的责任，只是这种无私举动，也会让更广泛的舞蹈老师生计受限。上 Skye 的课，只听他哼节奏，看他拍手都是一种享受。他看到我初来乍到，还专程过来和我打招呼，希望我别见外，他大概不知道，我看过他从 2000 年起的所有能找到的视频，不止一遍……

有一天我回了剑桥。我又想，这么多年我完全没有想过回到英国，是否就因为不想再回到这里？除了在找工作，谈生意时（那时可是一点不耻于利用这个红利：你知道的，x 总，我曾在剑桥受过严格的训练），我既不想和它扯上关系，也不想成为它意欲培养的那种人。想到穿着袍子在学院里合影，或是要单膝下跪从长者手中接过毕业证书（我甚至去都没去），我就恶心。但我和我的导师 S 之间的关系就是那样的，精神上的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或许有一天，我会坐下来，好好地重新回忆我和她的过去，但不是今天。总之，我在剑桥又见了她，她仍保持退休前的忙碌状态，语速惊人，她回忆了我的毕业论文，并说那还不错。是吗，我不认为。接着她又说起剑桥学制的种种好，不像美国人，专业和方向换来换去。我问她，你真的认为一个人在十七八岁时就能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想学什么吗？她说，如果你要来剑桥，你就得有这种心理上的成熟度。最后她熟练收场，把我送出办公室，我一看表，30 分钟整。一如以往。

周末，我和 B 一同去了湖区徒步。天气不好，雨越下越大，我们在一个山谷里迷路了。我们接着往前走，翻越小溪、杂草、泥路，我们边走边讨论，哪种生活是好的生活。正说着，山谷忽然豁然开朗，辽阔的牧场、群山、风与云铺陈在眼前，一条窄路通往天际。 B 拿出一个小音响，放《女武神》。我们朝前面转着圆圈。

瑞典

哪种生活是好的生活，哪种生活正当，哪种生活值得过？对我而言，这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往往，我从否定中获得灵感，感到听命指挥的生活不是好的生活，沉迷比较的生活是糟糕的。但好的方向是什么呢？多佩服柏拉图，信誓旦旦说出四德，勇气，智慧，节制，正义——有那么简单吗？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些沉溺的、迷恋的、受诱惑的日子，又处在光谱的哪个位置？我喜欢包慧怡《翡翠岛编年》的结尾：“我所迷恋的是世界与世界之间的罅缝。那里虽黯，却有月光遍及皮肤的孔穴；人若落入，就不再呼救。”

离开英国后，时隔一年，我又来到 Herrang. 这次，我和 J 租了一个小木屋，那里有两个架子床，我们一人一边。一个小灶台，可以烧饭，我还自带了火锅底料和厨具，于是一顿都没有在坑逼食堂吃了。这次我们没有报课——我们已过了疯狂上课的阶段，事实上，我都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在这个舞种上投入了那么久，花那么多时间和钱。当然，它带给我的友谊、健康和快乐也是无法估量的。

因为有了多余的精力，我们每天都去听讲座，看演出。我们那一周里有 swing kids 的夏营，数十个几岁到十几岁的小朋友，排成一列火车进帐篷跳舞。这个舞蹈会在他们生命中留下痕迹吗？将来他们困顿、无聊、失去动力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曾经带给他们简单快乐的音乐和舞步？我记得，有几次，我跳舞到凌晨，忽然感到焦虑，这一切是否是一个造梦机器？是否是假的？是否是一个遮掩生活核心的糖衣炮弹？我真的在创造什么吗，还是在表演一种创造？

Herrang 的另一大好处，在于可以方便且便宜地和最好的老师约私课。我记得，我们和 Christian Frommelt 约上课，提了一堆想学的东西，结果他看了我跳舞，一堂课只教了我怎么踩最基础的 rock step. 他说，你的整个 leading 太紧张了，你想让对方从 A 到 B，但你不需要全程指引她过去，你需要给你们两人留出空间，然后自己去完成它。这些老师看上去在教跳舞，其实说的都是生活。另一位，Pamela，甚至不需要看我跳舞。她说，我昨天晚上舞会和你跳过了，我觉得你的 stop 太多，让我有时不知道要做什么，其实，不要害怕重复，要相信重复，在重复中慢慢建立新的灵感。

在 Herrang 结束后，我们回到斯德哥尔摩，住进了 Lennart 的小公寓两天。有趣的是，J 和 Lennart，我和 W，分别通过写邮件建立起宝贵的友谊，仿佛彼此交换了舞伴。我们有所不知的是，Lennart 已搬去更远的城市，这天，他坐几小时的火车过来，只是和我们见一面。W 也来了，她显然非常疲惫，但有一种温润的力量，总把谈话的重心放在对方身上，给予真诚的好奇和关注。这种人格上的气质，和她数十年前还是少女时，就散发的那种具有温柔与灵性的舞蹈风格一点没变过。席间，Lennart 谈到瑞典当今的教育、政治，可见他的失落是全方位的。他说，从前我们不用关门，没有小偷，学校是严厉的，但孩子学会正直和尊重，现在一切不同了，现在瑞典变成一个帮派国家。他又说，最好的时代，应当是五十年代，可那是我出生以前。我也曾经历过好的时代，可那时我不知道。

饭后，我们一同去斯德哥尔摩的大街上散步。这是个墓园，Lennart 接着介绍，看，这边这块墓碑的主人，曾是瑞典红极一时的歌手，她晚年完全消失了；其实，我喜欢住在墓园边上，这里安静。我们接着往前走，他又说，猜猜这个门里面是什么。他说，你们得在这个门口拍些照片，这里原来是一个拳击俱乐部，也是我们八十年代最初开始练习摇摆舞的地方，在这个地下室，我们邀请来 Al Minns 教我们练习，隔壁就是瘾君子、酒鬼们乒铃乓啷。我们又走到山坡上，他和 W 叉腰站着，眺望对面的岛屿。他说，我已经很少想跳舞的事情。

波罗的海

我在轮船上过了生日，在波罗的海上，从斯德哥尔摩到塔林。在塔林，我点了一个小布丁作为生日蛋糕。这一年，成就的焦虑似乎更强了，在各种指标上，我都没有满足自己的期望，就连和文字的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我发现自己似乎失去了轻松、愉悦地去写作的能力。跳舞倒是进步不少。有可能，人在野心小的领域，更能践行持续的、微小的进步。野心真的使人乖张暴戾、无法呼吸的。

我带 J 去了那家 24 年去过的塔林旧物铺子。光头矮老板仍在，他似乎比先前更暴躁一些，仍在电话中推进他没有尽头的离婚议程。我告诉他，我去年差不多的时间，来过这里。他凑近我，用明显没有认出我的眼神，假惺惺地说，我记得你！你在我这里买了硬币和徽章。我说我没买，买的是照片。照片！我有数不尽的照片，一欧一张。他又跑出去，拿回来几大袋塑料袋。

在 J 翻阅那些照片的时候，我在他的小铺子里闲逛。唱片、旧书、海报、钟摆以一种相当粗粝的方式被摆在一起，好像每一样都在急迫地争取关注。它们在原先主人的家里，曾被善待过吗？一段郑重的记忆，当它经由重新组合、标价，而零落到他人手里之后，还剩下几分重量？当我再次踏入这里，我只感到恶心、厌倦，这是否说明，我也只是一个记忆的淘金客，关注新鲜时的感受，而对于它曾有过的价值和尊重，根本是不屑的？J 买下了一些照片，老板故技重施，从桌底下随意掏出一本旧杂志，说，这也送你。杂志一打开，一只蟑螂蹿出来。

从爱沙尼亚的塔林，我们坐大巴去了拉脱维亚的里加。整座城市的中心，仍保留着十九世纪末新艺术主义的风格。一百多年前，这是青春的代表，是想象力的崛起，而今天，人们都辨认不出这是什么。在爱森斯坦的这些建筑外边，充满尖叫的、扭曲的人脸雕塑，按我们的习惯，绝对算不上吉利。黄昏时，我找到以赛亚·伯林的故居，他就在这里出生。他最甜美的记忆就在这里。他也曾看到太阳的半边从建筑的棱角处落下，金色爬上外墙狰狞的法老面庞吗？

有一天，我们去了里加的邻城锡古尔达。我曾听说，圣彼得堡是在天上建好的城市，彼得大帝像是拼一个玩具般，把它放到了地上。锡古尔达就给我这样的感觉，从火车站出来，走不远，就发现我们脚下是河谷、森林和悬崖，而小城原来是建在峡谷高地上的。我们的向导，一位高个子当地人，对于该地的历史文化一概不知。远处那座城堡是什么来历？好像是波兰人造的，又好像是德国人。锡古尔达的历史是什么？波兰人和俄国人都来过。

我们在这种一问三不知的对话中走进峡谷，但我渐渐发现，这位不善言辞的向导，有着相当丰富的自然知识。他会随意地摘下一种草，说，这是红三叶草，招蜜蜂，可以用来做茶叶。路过桦树，他说，他们每个夏天会在树干上割开一条口子，喝里面的树汁。又路过草场，看到被卷起的干草卷，他说，这是农民卷起来冬天给牛吃的，如果中途下雨，他们就把它推进仓库……他越往前走，就越滔滔不绝地分享这些知识，同时密切关注走道边的蘑菇，看到就把它们塞进口袋。这种蘑菇，Chanterelle，你们不知道吗，煮汤特别鲜，我今晚就要把它们煮了。

到底什么事物可以被称作知识？假如一段经历不属于任何系统，未经提炼、无法举一反三，那它能被称作知识吗？在学习跳舞前的二十多年中，我几乎完全通过概念去认识世界。这当然是有问题的，我曾钟爱的作者，黑塞和托马斯·曼，几乎在每本书里都在号召“走出去、体验世界”——然而也就到这里为止了，他们擅长描述的还是意识、概念间的冲突。而托尔斯泰，他确实是要身体力行地做农民。有一天，托尔斯泰要在画家列宾面前表演种地，而正好旁边走过两个农民。列宾看到，那两个农民在看到托尔斯泰的翻土技术后，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他从未见过那么强烈的嘲讽和不屑。

如果你认同身体的知识，却深知你在舞蹈上就像托尔斯泰在种地领域一样天花板极低，那么这件事还值得付出多少？我好像没有仔细衡量过，或许不仔细衡量是好的，衡量就会犹豫。我记得我刚开始学习摇摆舞的时候，镜子前面看自己，简直就是来搞笑的。好在爵士里没有对与错，我的老师也很少笑话我，即使笑话也是善意的，至少我这么觉得。

从里加离开后，我们来到波罗的海三国的最南边，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六百多年前，立陶宛大公国曾是全欧洲最后一个异教国家。今天，它却变成波罗的海最像西欧的地方，异教成了纪念品商店的流行元素，对岸共和国也成了小资咖啡厅的噱头。我的行李箱在维尔纽斯机场少了两个轮子；我们又开始跳舞。再之后，我们去往巴黎和意大利旅行，能说的只有美丽和不出意外。

土耳其

2026 年的 1 月，我又一次回到伊斯坦布尔，参加新一年的 Jumpin’ at Istanbul。这是最近的一次和跳舞有关的出国旅行，写到这里，感觉就像画了一个圈。那么圆心在哪里呢？有一个圆心存在吗？如果没有跳舞，我会来到这些地方吗，会关注什么呢？

在活动开始前，我坐着帕慕克笔下屡屡出现的长途大巴，先去了奥斯曼的旧都布尔萨。传言说，1396 年，苏丹在和十字军决战前，许愿说战胜后要在布尔萨建二十座清真寺，但打赢后发现没那么多钱，于是就建了一座大清真寺，里面有二十个穹顶。我站在大清真寺里，穹顶一块接着一块，就像塑料气泡膜那样……在大清真寺外面，我路过一个露天的摄影展，上面拍的亦真亦幻。一张照片里，有一群戴着面具的人在街上，背后，水枪和瓦斯喷向四面八方；另一张上，一个男人在街头给一个老人拔牙；一个结婚相册摆在倒塌的民宅前；一个男孩在伊斯坦布尔的高楼大厦前捂住耳朵；一群孩子在工厂的烟囱前踢球……许多印象，奇怪地与我的经验连同在一起，我总觉得中国和土耳其人是最能相互理解的。

司机带我去了一个澡堂。这个土耳其浴场，根据牌子，建于 1557 年，整个布置，就像你在庞贝会看到的古罗马浴场那样，有一个巨大的穹顶，穹顶底下是极深的天然温泉，几乎到你的脖子。若你选择搓澡，师傅会把一袋像白色麻袋一样的肥皂泡倒你身上，他们搓你的身体，不像用力，更像抚摸……在澡堂我遇到一位男士，他说这里与伊斯坦布尔的浴室不同，因为这里水池里是天然的温泉，而其他地方都是烧的自来水，因此四面八方的人都来这里泡营养澡。他又问我来自哪里，他说自己是一位机械工程师，曾在中国数十天，最喜欢上海。他此次来布尔萨看望父母，他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起吃晚饭，甚至可以留宿，然后次日一同回伊斯坦布尔？我想起早先在沙特旅行的经历，阿拉伯的传统就是无比热情，那里的每个陌生人都邀请我进屋吃饭……我说，我今晚就要回伊城，不过很愿意一起晚饭。

坐上他的车，我们一路开过布尔萨的旧城。我说，谢谢你的邀请。他说，没关系。说着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上。我一时不知道该动，还是不该动。把手移开后，他又说，你真可爱。我咽下一口口水，说，谢谢。此时我们驶进一条无人的乡间小径，道路越来越窄。我问，我们是要去吃饭吧？他给我指了指导航，的确要经过这条路，才能回到主干道上。气氛一下尴尬起来。他说，土耳其是一个保守的国家。我说，我知道。他说，土耳其的浴场实际上是同性聚会的场所，因为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合法地裸露，如果你有家庭，你有孩子，唯一的去处就是这里。我想我需要明确一下，我说，我能理解，我也有很多同性恋的朋友，虽然我自己不是，对，虽然我自己不是。他说，我也不是，我只是有同性恋的朋友，对，我也不是。我们一同吃了一个快餐，而后友好告别。

活动开始了。今年的活动，比两年前更盛大，有一千多个舞者来到了伊斯坦布尔。这次我报名了比赛，不出意外，折戟首轮，如果在战场上先挂的也可以被称作折戟的话。不过，当初一起从零学舞的几个朋友，如今已经站上了决赛舞台，这让我同样开心。参加了这么多活动，我的一个感觉是，中国的舞者虽然起步较晚，但有其它地方都没有的东西，粗略地说，就是摇摆舞的精神。那种激情、能量、肆无忌惮，会穿透技术，更直接地触动观众内心。或许一百年前，Harlem 的黑人舞者也是这样的，他们不数拍子，时常打架。他们在日常生活里被侮辱，被践踏。但跳舞时他们什么都不顾。

在伊斯坦布尔，我继续上 solo 课。我发现，这几年来日积月累练习的一个好处，在于老师教的种种复杂节奏，我几乎都练习过，因此可以把关注点更放在调整自己面条般的双手，和痴呆的眼神上。我记得，Kanini 教我们用摇摆胯部的方式保持节奏，但她只单独指点几个可能学会这个动作的同学，于是我左右夹着屁股，癫痫一般地走向她，问她，你能教教我吗……

布鲁塞尔的 Alex 说，世界上有两种舞，一种像芭蕾，它们是为了难而发明出来的，为了人可以到达的极限；另一种就像爵士，它们是为了简单，为了人人能跳，能产生连接。他的话使我忽然想起，我最初被摇摆舞吸引的那天。2023 年的一月二日，我在北京的 naive 咖啡馆里看到几个摇摆舞者跳舞。我的生活从此改变。当然你说，在那个冬天爱上任何事物都有可能，因为人们又走上街头，久违地聚集，散步，任由病毒穿过身体，多少有些无畏，多少期待着某种强烈情感降临。可我至今仍记得那个短暂的摇摆舞演出，我被一种滑稽的、卑微的美吸引了。那是一种又野蛮、又脆弱的美，无需保持形态，无需端着，任何人都能感到其力量，哪怕几秒。

一天下午，我又回到纯真博物馆。那时它已临近关门。我又重新匆匆地经过那些橱窗里的小物件。有一个巨大的橱窗，从上到下摆着一套少女的着装。一对珍珠耳环，一个项链，一套红白碎花连衣裙，唯独少女本人是缺席的。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如何区分缺席与在场呢？是否有可能，越是在场的事物就越缺席，而越是缺席的事物就越在场？我们所信任的真实，是对抗幻觉，还是由幻觉喂养？

我又回到那家二手店铺。我曾从那里开始收集旧照片。我发现，只有伤痕累累的民族，才会在旧货商店里有卖老照片，而对于那些幸福的国家，比如瑞典、芬兰，他们的二手店里是不会有旧照片的，因为记忆不是负担，因为记忆珍贵不可抛弃，他们只会卖点旧家具、旧衣服、瓶子、碗碟……这次，这家店铺里有一个老人，一个中年人。中年人说，这是我爸爸的店铺，你来过，或许你见过我爸爸？老人向我礼貌点头，显然不会说英文，但试图让我认出他来。我说，我上次见到的那个人，戴眼镜，有络腮胡。中年人说，那就是我了。我说，那就是你。

中年人说，看，我今天又淘到了什么。他给我翻开一本德文的动物学书籍，印刷于十九世纪。他告诉我，这是他花了 2000 里拉买的。我说，这种价格，不可能买到这样品相的老书。他抚摸着黑色封皮，说，是不可能，但卖家是这条街上的一个老朋友，所以，成交了。我问他，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收集东西的？他说，他从十七岁开始，收集面前这堆电影海报和唱片封面，后来他在伊城念哲学，然后在大学里工作，但一直收集更多的旧东西，这个店铺就是这样长大的。